出生在苏州的周关泉，13岁那年和姐姐随母亲到杭州后，在杭州吴山脚下的河坊街生活了五十多年，目睹了街巷以及街巷里的居民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人生变化。

与此同时，40多载为人师，他也在学生的身上，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印记。

这是都市快报与浙江省社科联联合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1978－2018我的编年史”。

以下是周关泉的自述：

清河坊箍桶店家的同学

如今做丝绸生意当了老板

1956年，我读小学五年级时，跟母亲来到了杭州，住在吴山西麓的小螺丝山，先后就读于粮道山小学和杭四中。

我的大部分同学都住在清河坊，他们的父母，有的用手推磨给别人加工水磨粉，有的用手工弹棉花给别人加工棉花胎，有的做白铁加工活儿，有的挑着担儿走街串巷吹糖人儿……

其中有个男同学，他家当年在清河坊开了个箍桶店，专做各种木桶，什么饭桶、洗脸、洗脚桶，水桶、马桶，顺便也修理各种木桶，打铁箍或竹箍。

他的爸爸是个双腿残疾的人，他的妈妈又是个聋哑人，他和哥哥不上学时，都要帮助家里做事。那时，我觉得这一家看上去真是怪可怜的。

我父母是做医生的，家里生活条件好一些。我经常会分一些饼干，糖果给他吃，他也经常会给我几只将军蟋蟀、螳螂，还有从树上摘下来的一些金钩儿果。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直到前几年我偶然在小区路上碰到他。他挺自豪地说：“我们两夫妇开丝绸公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现在钞票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前几天我刚刚出国旅游回来……”

当年学费都交不起的学生

如今孙辈都在上课外培训班

1964年，我19岁，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到元福巷小学当教师。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带的班上有三个女学生，一学期几块钱的学费，也交不起，家里说因为子女多经济负担重，想让孩子辍学在家。

我觉得太可惜了，如果她们小学都没毕业，没有文化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于是等自己拿到工资就接连帮她们交了小学五、六年级的学费。

这之后，我带的这个班的学生整班一起升入开元中学就读，这在现在是不大有的。

因为他们一同读书九年，感情非常好，直到现在都经常一起开同学会，也经常邀请我参加。

最近我们才聚过，当年家里交不起学费的同学，如今都有孙辈了，她们的孙辈们都在上一百多块一节课的课外培训班，根本不愁学费啦。

从公办到民办再到培训班的感悟： 

家庭条件好了却不容忽视孩子的思想素质

我最早教书的元福巷小学是所弄堂小学，除了一幢教学楼只有一个简陋的室内活动室，没有操场，体育课跑步都在光复路马路上进行。

而2004年，我退休前工作的定安路小学、娃哈哈小学，不但有各种设施齐全的专用教室，剧场，校内操场，跑道，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

与以前比，现在学校的条件好多了，学生们的家庭条件也都好多了。

我退休后，到一家寄宿制民办学校工作了8年，现在又在一家艺术培训学校做教师管理工作，先后发生过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也非常忧虑。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民办学校，当时有一个女生，过年时，开公司的爸爸给她的压岁钱是一张银联金卡，平时放在身边当零花钱用。

这个女生把卡用来手机充值啦、买学习用品啦、买零食啦，确实方便多了。有时双休日，她会约上要好的同学去唱唱卡拉OK，玩玩电子游戏，再吃个饭，消费个千百元。她爸爸知道了不但不会责怪她，还会诙谐地说：“适当玩玩，开心开心，学习起来更有精神，是不是？”

但是有一天，她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挨老师批评却委屈地对爸爸说：“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纯粹的金钱，而是真情体贴、关怀。谁叫你和妈妈离婚？弄得没人关心照顾我！”

还有一件事是我在培训学校遇到的，一个初二的女孩，妈妈想让她在出国留学前加强一下语文阅读写作的能力。

因为我是语文老师，以前专门出《情境作文》教学的教材，所以学校安排我带一带她。

没想到，女孩竟然对我说“你这么认真干什么？我妈妈都已经帮我安排好出国留学了，你就跟我聊聊有趣的事情就可以。”她甚至还叫我帮她一起糊弄一下家长。

我很震惊，现在的小孩，家庭条件越优越的，自我要求可能就会越放松。

我在培训学校也六七年了，我觉得大家有经济条件，送孩子上上培训班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提高学习成绩，确实也挺好的。不过，我也很想提醒家长们，不要单纯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更要重视他们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的培养。现在条件好了，可千万别忽略了孩子思想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