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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阿姨的这封信，实际上表达了她希望在不可预见的将来，在她暮年医疗期间，她的儿子、儿媳可以尊重她的自主选择权，保障她的善终权益。

预立医疗决定与立遗嘱是不同的，订立预立医疗决定是行使“善终权”的一个必要环节，即便其本身符合法定要件，也并不等于直接发生法律效果，还需要等其他程序符合后，才可以达成最后自主选择医疗的结果；而遗嘱是遗嘱继承的一个必要环节，被继承人生前依照法定形式立遗嘱来处分个人财产，去世后其个人财产根据遗嘱内容发生继承。

前者的订立是为了保障病人善终权益，后者的订立是为了保障被继承人分配个人财产的意愿。因此，虽然两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琼瑶阿姨能够写这封信，其实是源于2017年1月6日台湾“立法”通过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而在大陆地区，目前未有立法来规定类似“善终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医疗人员以及家属即使是在获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帮助其“安乐死”，也会构成故意杀人。

但是大陆地区的立法中明确有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规定。

患者知情同意权包括两项权利，其中，患者同意权是指患者在对相关医疗信息充分知晓并理解的基础上，自愿自主地作出决定，接受相关医疗行为可能带来的利益与风险。

琼瑶阿姨的一封信再一次将个人意愿推上了一个高度，不管是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个人原本真实意愿的探寻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晚辈，或许在很多观点或处事上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不逾越法律底线的情况下，或许还是应该尽可能满足长辈的意愿，认真聆听他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