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被打后会打110，但还是有人怕家丑外扬

王楠曾碰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贾某是杭州某高校老师，博士学历，平时举止温文尔雅。2009年，妻子因家暴与他离婚，但因为没有证据，家暴情节法院没有认定。又因为贾某工作稳定，收入高，法院判决9岁的女儿跟随贾某生活。

贾某离婚后，逐渐把对前妻的恨发泄到女儿身上，对女儿非打即骂。有一次，他抓住女儿的头直接往墙上撞，女儿哭声震天。邻居们听见后不忍心，敲开门去劝阻。贾某虽然当时停止了，但过后又经常打女儿。

“家暴往往具有隐蔽性，在自己家里发生，取证较难。”王楠说，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还是要尽量收集家暴证据，及时拍下伤情照片，“如果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使未构成轻伤，也可以作为证据变更抚养权。”

“《条例》出台后，很多人被打后都知道要打110、拍照、去医院验伤，保存好家暴证据。”这一点，让做了多年反家暴宣传工作的王楠很欣慰，“受害者的取证意识强了，要怎样正确取证，也有了明确的概念。”

以往受害者不愿意配合，是她遇到最棘手的问题。“80后大多为‘零容忍’人群，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家暴，就不会原谅。但很多年纪大的人，内心纠结，往往选择原谅，默默承受家暴。”

王楠有这么一位长期“倾诉”对象，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她经常被老伴殴打，持续了许多年，每次都会来找她聊天，聊完就回家，不愿意报案或离婚，也不配合取证。

“他们的相处方式甚至变成了一种习惯，我完全束手无策。”王楠说，“受害者的反家暴意识提高还是最重要的。”

对首部新法很期待，“冷暴力”是否列入有待商榷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制定了反家暴的法规、条例及决定。而这部正在征求意见的全国首部专门的反家暴法，也让王楠等反家暴志愿者们有了更多的期待。

“最近一直在关注，听一些专家说要加入‘冷暴力’，我们也讨论过。”不过，王楠表示，“冷暴力”的概念要怎么定义，什么行为算是“冷暴力”，要怎样处罚等都是比较难界定。

王楠觉得，“冷暴力”更多的需要心理疏导，双方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些人在表达方式上过于激烈或唠叨；有些施暴方认为暴力可以解决家庭矛盾；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等都是诱发家暴的因素。”

全国首部反家暴法的征求意见稿中，恋爱同居施暴不属家暴；发现家暴未报案或将担责；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些规定，都是亮点。

“反家暴的司法机制正在健全。但相对于司法机制，社会救助机制其实更重要。”王楠说，“中国人的观念还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比如说要建立庇护所，最好隐藏地址，仅向当事人提供，并保护他们的隐私，解决受害者的后顾之忧，才能使社会救助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双方要有共同解决问题的愿望，我们志愿者只能给他们指明一个方向。”用王楠的话来说，这是单纯的“普法型教育”，而要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还得向专业人士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