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正在加速逃离中国吗？近日，一则代工制造巨头富士康海外产能布局的消息颇为引人关注。富士康宣布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协议，将在未来五年投资50亿美元在该邦建设电子设备制造厂。类似富士康这样企业的投资布局动向总是具备风向标意义。

对于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制造”来说，后危机时代的每一步似乎都如履薄冰、腹背受敌。一面是传统行业的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另一面则是人力、能源、环境成本的“火箭式”抬升。如此背景下，诸如制造业产能外迁、实业空心化危机这样的论调，就像牧羊孩子口中的那只狼，“狼来了”已经喊了很多年了。成本“坐火箭”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在中国恐怕没有比东南沿海的先发城市感受更真切的了。长三角、珠三角等曾经的实体经济领头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更早进入增速换挡期和转型镇痛期的。

伴随资源、要素、环境约束的趋紧，这样的压力其实有增无减。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国。该报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可见双方的差距已经极大地缩小了。

成本抬升与需求饱和双重挤压，杭州不可能独善其身。上半年，杭州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354.73亿元，同比仅增长4.6%。尽管有企稳回暖的迹象，但这与黄金期动辄15%以上的增速已然不可同日而语。在杭州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高歌猛进的对比下，有识者忧虑杭州经济出现脱实向虚、实业空心化的倾向。

制造业综合成本抬升，这是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面对这一变局，事实上国际上的成熟经济体主要有两种应对路径。一种是像香港、新加坡一样，顺势进行产能转移，完成本土产业结构的“三产化”升级，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现代服务业为主。但这样城市经济体的转型案例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复制性，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香港事实上承担了整个珠三角的生产性服务职能，若无珠三角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支撑，香港经济毛将焉附？另一种路径则类似德国，进行制造业本身的升级，凭借专注极致的工匠精神发展先进制造、高端制造。这种模式下盘更稳，更能抵抗经济周期的波动。

杭州是否有可能复制类似香港的升级模式，转而成为一座纯三产化的城市？恐怕很难，因为在长三角经济区，不少高端现代服务业的职能都是由上海承担的，杭州需要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完成制造业本身的升级换代，夯实实业根基。

其实成本“坐火箭”并不必然导向实业空心化。关键是除了成本优势之外，你凭什么让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先进制造留在一座城市。其实关键还是靠三样东西：富有黏性的产业链条、技能过硬的制造人才和积累深厚的配套服务。作为互联网高地，在推动制造业的信息化改造、互联网化转型方面，杭州具有先发优势。

杭州的相对短板在于链条和人才。看看深圳吧，曾经的“山寨之都”，但数以万计的中小工厂造就了生产硬件的最佳土壤，所有的零配件方圆50公里也许就能配齐，越来越多的创客趋之若鹜。类似“大疆”无人机这样现象级产品的破茧而出绝非偶然。这就是产业链不可替代的黏性。而你能想象同样的德国高端机械产品，由不熟练的中国技工生产的场景吗？

在高端制造、先进制造领域有针对性的“建链”、“补链”、“强链”，发力契合产业导向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杭州大有可为。当它们构筑起足够竞争力的时候，你会发现成本抬升的影响其实被高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