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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村的“中国梵高 ”
2019-04-26 13:54:19杭州网

100多年前,梵高的画作无人问津,一生只卖出了一幅,在贫穷和抑郁中死去。但在梵高死后,他的画在全世界铺天盖地地被仿制。

大芬村,深圳的一个城中村,从上世纪90年代起,数千名画工在这里临摹西方油画,他们被称为“中国梵高”。

我叫周永久,是纪录片《中国梵高》的主角之一。1991年至今,我和我的学生临摹的梵高作品,卖出不止三十万幅。

但我并不想当“中国梵高”,我的梦想是走出自己的原创之路。

附近有个画遗像的画匠,我爸买了礼品,带我去拜师。画匠让我先画一张,我用铅笔画了一幅,他说画得还可以

我1972年出生在广东潮州。小时候比较叛逆,头发长长的,也不肯好好读书,看到鞭炮纸上有荷花、鸳鸯鸟,喜欢照着乱涂。

美术老师鼓励我,但我爸说,画画能挣钱吗?哥哥们疼我,支持我继续画。我爸看我真的喜欢,也不反对了。

初二我就不读书了。附近有个画遗像的画匠,我爸买了礼品,带我去拜师。画匠让我先画一张,我用铅笔画了一幅,他说画得还可以。

但就是不肯收我,他让我爸把烟和茶叶拿回去。我爸很生气,“叫你不要打扮成这样,现在老师都不要你。”

没办法,我爸又带我去中山跟表叔学电器修理。表叔看我一副小混混的打扮,也不肯要我。

回家后,我就继续看武侠小说,画我的画。

1988年,我哥的朋友在惠阳的淡水镇教人画画。哥哥约好时间,带我去拜师。可我不在家,跑到镇上买磁带去了。哥哥找不到我,又错过机会。

三年后,那个朋友回老家收徒,看在我哥的面子上,让我先试几个月。本来老师料定我一个月不到就会走人,因为他规定我不能抽烟。但我硬是吃了一个月柠檬,把烟戒了。徒弟中我年龄最大,每天挑水、烧煤炉,给大家做饭,都是我的活。早上还要把开水烧好,供老师起床后泡茶。

在大芬村,我第一次接触油画,比起以前学的,油画给我的感觉太逼真了。老师接什么订单,我们就画什么

1991年3月,老师发话,“下个月我们就要去深圳了,有信心的跟我去,不想去的趁早回家!”我马上表示,“我要去的。”

当时深圳的大芬村,已经有了一点规模。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接到大批油画仿制的海外订单,就在大芬村组建了一个油画厂,招募工人先培训后作画。这里租金便宜,离罗湖口岸只有一小时车程。

我跟着老师到大芬村时,地面还都是泥土,房子是瓦房,屋里没厕所。市场旁边有个公厕,收费两角。很多人说,这里应该叫“大粪村”。

在大芬村,我第一次接触油画,比起以前学的,油画给我的感觉太逼真了。老师接什么订单,我们就画什么。刚开始是山水,后来是西洋风景,客户拿着图片下单,我们必须照着图片画。

有一次订单是地中海风景,白墙、海洋。老师说白色要最后画,我用白色加灰色,画出来的立体感很好。

我们一般中午十二点开工,凌晨四点收工。画要挂在架子上晾干,屋里不能吹电扇,怕风一吹,几张画碰在一起,油彩会黏住。我们就光着上身,一边画,一边听收音机。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不眠不休地画同一张画。有老乡拽着我说,“想吐,画不下去了。”有时候真想把笔摔出去,把画撕得粉碎。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爬附近的山,看着对岸灯火辉煌的香港,心情才慢慢好起来。

我在泥地里看到一堆画,捡回来洗干净。那堆画里有梵高的《星空》《鸢尾花》《咖啡厅》《向日葵》。我白天画订单,晚上偷偷临摹

1994年,村里把瓦房拆了,建起了四五层的楼房。那时,我已是半个师傅。

4月深圳下暴雨,黄江的画仓被水淹了,他们就把有水迹的画处理掉。我刚好路过,在泥地里看到一堆画,我捡回来洗干净,一张张晾干,那堆画里就有梵高的《星空》《鸢尾花》《咖啡厅》《向日葵》。

那时候信息闭塞,我压根不知道谁是梵高,本来只打算回老家时,拿出这几张画来吹嘘,说是我画的。但晾干后,这些画太漂亮了,我就想,要是自己真能画成这样就好了。

我白天画订单,晚上偷偷临摹捡来的画。第一张8cmx10cm,画了四个晚上。第二张,画了五个晚上。自己感觉蛮好,老师看了说:还可以哦。

10月广交会上,恰好有个客人指明要梵高的作品。老师拿回来的图,有两张正好是《向日葵》和《咖啡厅》,订单要求每个规格200张,加起来有上千张,我们画室只有十几个人。我主动请缨,“那两张我来画”。那次我还画得比较慢。

1995年圣诞节,又有一批梵高作品的订单。这次,老师说,“永久画梵高很熟练,你来带头”。

比如《向日葵》,我先把构图打好,花瓶由一个人画,花由另一个人画,底色由一个人打。放花瓶的位置叫“地下”,专门由一个人画。大家分工明确,各自负责画一个局部,效率更高,像工厂流水线一样,

在大芬村,画的好坏直接决定有没有订单,画的快慢直接决定订单多少。广交会后,我们就没停过,梵高作品的订单占了画室业务的80%。尤其是每年圣诞,要小幅的订单特别多。那几年,我们集中画梵高的作品,像《咖啡厅》《鸢尾花》《杏花》《星空》,还有三幅《向日葵》(两幅黄色,一幅蓝色)。

1996年端午节放假,我出去玩,无意中看到一本画册,封面是梵高的头像还有他的《向日葵》。画册是英文的,里面有中文介绍。我翻开后,大叫一声:哇!好几幅都是我画过的!我这才知道,这些都是世界名画,而梵高竟然是一名身世悲惨的大画家!

那本书30多元,只有16页。我赶紧买下来,反复看。我了解到梵高的经历和思想,从那以后,我再画梵高的画,就不敢乱来。

那些教授认为我们这些野路子是去镀金的。我们则觉得画了这么多年,虽然文化有限,但已经被市场认可,也挺牛

一有空,我就在村里溜达,看其他人的画,遇到好的就想学。

大芬村画梵高的,除了我,还有一对河南的父子,他们的笔触和颜色很好,我在旁边看,回来照样画葫芦。

1999年,我在大芬村遇到一个哈尔滨画家,他用画刀,在刀头和刀尾抹不同的油彩,一刀下去,比画笔连贯,又有渐变的效果。

他走后,我向我爸要了900元,只凭一个地址,坐火车到哈尔滨去找他。找到后,跟他学了几个月。回来时,我身无分文,那个画家给了我300元路费。

2000年,我开了自己的画室。以前带的学生都自立门户了,我又重新带了一批,最多时带了33个徒弟,我租了两套二室二厅让他们住,双层床下面睡3个,上面睡两个。

他们25分钟就能画一张梵高的黄色《向日葵》。

每次接到订单,合同一签下,先拿30%订金。但最后一天必须交货。比如期限是二十天,但不能第二十天才画完,必须十五六天就画好,剩下的四五天要等画晾干。

如果不能按时交货,除了赔违约金,还要赔画布。有时候客户要求修改,改得不好就拒收。那时画布都从香港进货,比较稀罕。所以,我们压力也大,把关也比较严,自己这边先过关了才交货。

2003年,我到广州美院进修了三个月。一开始,那些教授认为我们这些野路子是去镀金的,教授说你们虽然画的多,但对颜色的理解不透彻,自己原创时会卡住。我们则觉得画了这么多年,虽然文化有限,但已经被市场认可,也挺牛。

离进修结束还有半个月,一天晚上,有个老师在教学生画苹果,他用画刀刮出一层淡灰色的背景,再调出颜色,用刀刮上去,然后用画笔。这种画刀和画笔运用的效果,很不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画的苹果虽然有立体感,但效果比较单薄。

这对我触动很大。最后半个月,我就很用心地学。老师说,刚开始认为你们无药可救,现在看你这么耐心地学习,我送你几句话。假如有一天你自己搞创作,一定要多看名画,多去美院走走,多跟里面的老师学习。还有,你的素描基础要专门训练,素描在油画里很关键。

那个老师教了我蛮多道理。回来后,我画画时会多琢磨一下画的颜色、构图,不满意就刮掉重来。

我打定主意走原创的道路。就像马没有了马鞍和缰绳,我终于可以画自己喜欢的画了

2003年后,大芬村的订单源源不断。鼎盛时,中国生产了欧美市场70%的油画,其中的80%来自大芬村。我带着徒弟,一个月最多出货五、六千张。来什么订单,我们就画什么。除了梵高,还画莫奈,像《打伞的女人》《睡莲》。

2007年年底,我发现订单少了,全球金融危机来了。一些学生满师了,自己出去做,画室里只剩下两三个学生。空闲下来后,我有大把时间琢磨怎样画画。

我开始想画点不一样的向日葵。我把梵高的《向日葵》进行变化,用画刀画了两幅,在画室的门两边各挂一张。两位意大利的客人进来问,那画多少钱?我说200元。那时候我们卖梵高的《向日葵》,这个大小的是100元。我自己的《向日葵》,我把价格加了一倍。

他们问我,有几张?我说,只有这两张。他们又问,有多少人画,能不能订做?我说只有我一个人。最后,他们说,那就订给你做吧。这两个客人的订单,我一直做到2013年,每年3000张左右,中间没断过。每年收货两次,几乎每个月都有订单,画可以自己原创。

我发现,自己“变化”出来的作品,价格在慢慢升高。而以前临摹的画,有人来问,但价钱卖不高。

我打定主意走原创的道路。就像马没有了马鞍和缰绳,我终于可以画自己喜欢的画了!

第一幅完全原创的画,也叫《向日葵》,是我写生时画的,构图和画法没有一点梵高的痕迹,都是我自己的创意。这幅画卖了4000多元,客人来自英国,他把那幅画挂在了客厅壁炉的上面。

有一次,我在半醉的状态下,画了一幅向日葵,打了底,觉得不行就停下来。第二天下午,我继续画,感觉好起来了。第三天,我完全清醒了,一看这幅画,真漂亮。后来送到武汉参加一个画展,有个北京客人看中了,跑到大芬村来找我要。他来了好几趟,我才卖给他,9500元。这个价格我很满意。他还送了我一套珍藏的邮票。

看梵高的电影,当梵高永远闭上眼时,我们的眼眶湿润了,仿佛自己就是梵高,和他一起经历了所有苦难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的《大芬油画村》系列获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艺术与娱乐类二等奖。2007年,余海波和女儿决定以纪录片形式拍摄大芬村画工。他们找到我。

刚开始被摄像机镜头对准的时候,我有点不自在。跟久了,我就当它不存在了。2014年,他们邀请我去梵高的祖国荷兰,我没去。一是要自费,二是纪录片《中国梵高》讲的是临摹,我已经走上原创了。

2016年12月,纪录片《中国梵高》与观众见面。里面我最没想到的一个场景是,我教一个学生修改一幅画,我在发脾气,那个学生也在发脾气。

还有个场景,我们都在看一部关于梵高的电影,看得热泪盈眶。我是带着小儿子一起看的。黑暗中,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专注,眼里闪烁着光。当梵高神智失常,开始伤害自己、毁坏作品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梵高永远闭上眼时,我们的眼眶湿润了,仿佛自己就是梵高,和他一起经历了所有苦难。尽管我们很崇敬他,但都畏惧像他一样地生活,以及他的结局。

梵高说过,伟大的事业不是靠侥幸取得,而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成就。什么是绘画?一个人怎样才能学会绘画?绘画就是要设法穿过一堵看不见的铁墙,这堵铁墙似乎矗立于一个人感觉到的和他所能做到的之间

我最喜欢梵高的《向日葵》《咖啡馆》和丰收系列。我对他作品的理解,概括起来,就是艺术源于生活。梵高一生敏感、脆弱、性格古怪,超前的艺术风格令他缺乏同行的认可,穷困潦倒,依然不放弃。所以,不管做人还是做艺术,必须要有坚持的信念,不管最后成功与否。

临摹的永远只是临摹,画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作品,只能算一个画工,不是画家

相比荷兰,我更想去法国南部的阿尔勒,看看梵高曾经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自从画了原创,我画梵高就少了。但纪录片《中国梵高》放映后,很多人慕名来找我拍照,订梵高的临摹画。

现在要我画梵高,就画出我最好的水平,不然就不画。我后期临摹的梵高作品,更用心,价格也更贵。

2018年10月,我在马来西亚槟城举办了独立画展,展出的都是我的原创作品。

今年4月5日,我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开了最新个展,一共展出48件原创作品。

客户对我原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我的创作并没有那么快。我如今的习惯是,每天下午喝茶,画几笔,主要是晚上画。每个月我还去聋哑学校教那里的学生画画。

回想起小时候,我哪里想得到,有一天因为画梵高的作品,我能上电视,拍成电影,成为真正的画家。我最初学画,仅仅是想画一幅送给我的朋友,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

虽然别人叫我“中国梵高”,但我并不是梵高,我没有他的天赋,也没勇气过他的生活。

我更希望坚持自己的原创。画里有自己的语言和生命,才对得起这双手。我最喜欢的一幅画,叫《小时候的记忆》,画的是11岁时堂哥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有老房子、小池塘和小树林。那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我认为,只有走原创的道路,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临摹的永远只是临摹,画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作品,只能算一个画工,不是画家,无论如何都无法迈入艺术的殿堂。

我也希望能像梵高那样,多年后有人记得我的作品。虽然不能够像梵高那样在历史上留名,但过五十年、一百年,还有人能欣赏我的画,我就很幸运了。

读稿人语 戴 维

临摹与抄袭

这听起来有几分荒诞,更是莫大的讽刺。

卖苦力、临摹梵高的大芬村画工最终走上了原创的道路,而在艺术市场上身价不菲的知名画家叶永青,却被揪出抄袭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而且一抄就是三十年的丑闻。

据媒体报道,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在公开信中对“叶永青事件”直言:“抄袭是个道德问题,没有艺术上的问题可以谈。”

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庞大的市场,养活了大芬村的近万名画工。巨大的利益刺激,也让叶永青“神话”的炮制者、包装者不顾脸面地铤而走险。两者收益的悬殊对比,让人感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画工能成为画家吗?周永久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能有多大艺术成就,现在还很难定论。但历史上有过一个成功案例。“明四家”中的仇英,便是低微的画工出身,这是他和沈周、唐寅、文征明等文人画家不同之处。仇英也临摹了大量古代名画,他的每幅临摹都严谨周密、刻画入微,甚至与原作比难辨真假。

仇英最终成为一代大书画家,靠的不是临摹,而是吸收前人、开拓新格的独诣之处。大芬村的8000名画工,还能再多出几个周永久吗?中国的艺术土壤,还能诞生仇英和梵高吗?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口述 周永久 整理 叶文东    编辑:钟一鸣    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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