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万件敦煌遗书中，钤盖了各种类型且为数可观的印章。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印章风格史及印章制度史的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是对无纪年作品断代和辑考的有力旁证。不少印章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诸多敦煌印鉴中，前期之典型者便是鼎鼎大名的“永兴郡印”。

“永兴郡印”，南齐印（罗福颐断），5.4厘米×5.4厘米，篆书、朱文。见于敦煌石室所出几件经卷如《杂阿毗昙心论》末尾及背面所钤。考“永兴郡”，《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载：“宁州永兴郡，隆昌元年置。”永兴由晋至唐皆称“县”，是时则称“郡”，“于此知官印加大而用朱文，殆始于南齐”。从南齐隆昌元年（494年）到502年南齐灭亡，取消建制后也未见沿用。考《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瓜州条”：“汉酒泉郡，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瓜州即酒泉、敦煌两郡之地。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二年罢郡，置瓜州。”

但是，史上有周武帝崇儒灭佛之事实，又将“永兴郡印”这一官方印鉴钤于佛经似乎有悖常理，这一时期的政府对佛教的压制是全方位的，故“永兴郡印”在这个特殊时期被用于佛经便显得有些不太说得通了——然而，建永兴郡大约在561年，而周武帝卒于578年，距离后来581年隋朝建国，中间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是否有可能“永兴郡印”因政策的松动或其他原因而被钤于佛经呢？与此同时，毕竟此“永兴郡”就在酒泉敦煌地域，而彼“永兴郡”远在云南宁州，所以令人怀疑：是否真有这种可能，此乃北周印呢？张锡瑛《“永兴郡印”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宁州所距甚远，故定为隋初之物；孙慰祖则论：“此印‘印’字形体与开皇三年（583）之‘广纳戍印’相同，亦可证其为同期之物……”所以仅就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其为北周印（557—581年）的可能性似乎大于南齐印（479—502年）。

此印印文本诸小篆，一改秦汉以来用摹印篆作官印的惯例，线条变得圆润婉转、流畅生动，文字安排也较为自然轻松、不假雕琢。虽然它在当时并不普及，却实开隋唐官印系统之先声——隋之“广纳戍印”“观阳县印”、唐之“静乐县之印”“蒲州之印”、宋之“新浦县新铸印”“仗库会同”等，都是这样一种格式。“永兴郡印”与敦煌《大般若波罗蜜经》等所钤之“报恩寺藏经印”和《法华经》等所钤之“瓜沙州大经印”比较，稳厚拙朴的意味不及但灵动轻巧过之，笔画流动，布局自然，饶有趣味，在印学史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历来认为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印章式微期的开始，尤其到了唐宋，所谓“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日流于伪谬，多屈曲盘旋”，“诎曲盘回，面目全非”，“屈曲填密，几于谬矣”……这主要指向两个层面——文字上的不规范和形式上的不必要。前者意味着在文字的运用中多有不符六书的情况，随意改变字形甚至臆造；后者则意味印面形式中不必要的盘曲缪绕，造成了一种刻板和僵化的视觉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印面尺寸的增加而造成大面积的空白，由此不得已而借“叠”之处理手法以填补多余空间。当然，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问题在于不能绝对化，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此“永兴郡印”作为代表，确是其间的一个亮点，从艺术性的角度而言，它超出了这个阶段印章的平均水准：篆法合理，线条流畅，印面自然，且未有造作牵强之感，确有其可取之处。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51期“敦煌书法研究”，《敦煌遗书用印概说及印例索引》，文/沈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