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的第69个年头，在故乡萧山，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楼曼文纪念馆”终于建起来了。2018年11月25日，我站在楼塔镇“仁德传芳”的老楼里，真是感慨万千。

我的母亲楼曼文，几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奉献了一切，她隐姓埋名、无惧生死，在惊心动魄的中央特科、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等革命事业中，功不可没。

由于长期工作在特殊战线，她的档案从未解密，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出生日期，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也许，这就是隐蔽战线上无数“无名英雄”的宿命吧，也是他们崇高精神的体现！

在楼塔当地，楼家四小姐称得上“胆大包天”

我的母亲楼曼文，小名梅园，1908年出生在杭州萧山楼塔镇儒坞村一个官僚家庭。

我的外祖父楼卓夫是当地有名望的乡贤，做过国民党要员邵力子的私塾老师。1902年，我外祖父与邵力子一起乡试中举，并先后做过黑龙江大通、安徽凤阳、江西婺源等地的县官。1911年民国成立，外祖父告老还乡。1943年他病故后，邵力子专门撰文《楼卓夫先生传》，纪念老师。

母亲是外祖父的第四个女儿，因为天资聪明，性格爽朗活泼，深受宠爱。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母亲没有裹过小脚，而且从小在家里读私塾。

家庭环境无形中“助长”了母亲敢于冲破世俗偏见的性格。外祖父曾为母亲定下一门亲事，眼看说亲的时间临近，男家却迟迟未上门。我的母亲这才“坦白”：她背着父母，一个人去了男方家，还与对方交流人生理想。她发现这个人并不志同道合，立即提出拒绝这门亲事。

在楼塔当地，楼家四小姐称得上“胆大包天”。一次，外祖父招待几个朋友打麻将，母亲看到门外寒风中等得瑟瑟发抖的黄包车夫，颇感不平，进去批评自己的父亲，可是他不听。母亲竟带头掀翻了麻将桌，搅黄了牌局，客人们只得乘黄包车打道回府。

有一次，菜场里卖鱼的小贩受到欺凌却不敢言。路过的母亲知道后，就替鱼贩子“出头”，当面痛斥绰号“赖子”的地痞。

但母亲对家里的长辈很孝顺。太奶奶从小裹脚，行动不便，母亲每晚为太奶奶舀好洗脚水，还跪下来按摩。

母亲12岁随家迁往杭州，就读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现杭十四中）。她与杨之华是好朋友，两家也是世交。杨之华年长母亲7岁，是闻名乡里的“新女性”。1924年她和丈夫沈剑龙离婚，嫁给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当时上海《民国日报》连续三天刊载了他们的离婚、结婚启事，轰动一时。母亲常常问“之华姐”借进步书报看。

16岁的一个夜晚，母亲趁同屋的三姐睡熟，悄悄起床开灯，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里的长发，丝毫没有不舍，“咔嚓”一声剪下去。这一剪，便是永远挣脱了家庭安排好的人生，踏上了追寻理想的道路。

“这姑娘与众不同！中国人都像她，就不会亡国了！”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7岁的母亲和堂妹加入杭州学生联合会，母亲是学生代表，每天下午先开会，会后组织同学上街游行、贴标语，他们还参加了捣毁日本领事馆、捣毁省政府和省长夏超公寓等活动。

母亲的堂妹回忆：曼文是宣传员，很会讲话，她站在凳子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我胶济铁路，还我旅顺大连！取消国耻，取消租界，抵制日货，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我因不善讲话，常常替她背募捐箱到大街上去。我们七人一组，在大街上，商店里，向有钱的人劝募，然后把钱送到上海，救济死难同胞的家属。

一天晚上，母亲带着堂妹，一同去贴反侵略的标语。走到小巷里，一个身穿长袍、手提皮包的男人正在打骂黄包车夫，“我不给你钱，还是看你苦，否则拉你去警察局关押几天！”

母亲上前询问，车夫讲:“我拉车，当时讲明十五个铜板。拉到了，他不给我车钱，还要打骂我。实在话，我今天只吃过一顿饭，真的拉不快了。”

母亲对那个男人说:“喂！给你出了力，钱就应该付，这是劳动的代价。慢一点就不给钱？统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他是苦力，拉车度日，没钱，过不了日子；你没有人拉，自己走也快不了多少。你这种态度应该对付敌人。对同胞，对劳苦大众，要帮助，要爱护。”

接着她提高嗓门，响亮地对那男人讲:“付钱！不付钱就拉你到警察局去讲理，关你几天！”

这时人声嘈杂，围观的人都很同情车夫，那男人没办法，只得将几个铜板一丢，扬长而去。众人都替车夫寻钱，一数只有八个铜板。车夫哭了。母亲口袋里一摸，拿出五角钱给车夫，并和气地说:“好了，凑凑去买米烧饭吃，将来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倒官僚和土豪劣绅，劳苦大众会有好日子的。”

一场风波平息，只听旁人说:“这姑娘与众不同，胆大心慈，是好人！中国人都像她，就不会亡国了！”

母亲不是缺衣少食的穷苦人，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去闹革命呢？

母亲在杭州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由于她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成为当局的搜捕对象。1927年，她不得不中断在浙江工业学校预科班的学业，到上海艺术大学学习。

她在给三姐的信中写道：“姐，什么家庭！（指自己的封建家庭）简直是愁城，所以，我要奋斗，直到新社会出现不止。姐！为社会我可牺牲一切，因为我们亲爱的无产者的兄弟姐妹们苦已尝够了。姐！你即是被压迫的一个。姐呵！世界上不久有千万成群的热血沸腾的青年要起来解决黑暗残酷的社会，那时我们一定很快乐地携着手向乐园中徘徊了。姐呵！你切莫悲伤！静心等五六年的将来吧！”

每当我读到这里，就会想，母亲不是缺衣少食的穷苦人，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去闹革命呢？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具有正义感，还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为实现全民族的独立解放，她可以牺牲自己。

在上海，母亲担任过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的女工部部长，随后被调入中共中央特科，以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她每到一处，都以杰出的工作成绩，赢得邓颖超同志在内的许多领导的赞扬和肯定。

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专职负责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当时分四个科：一科总务科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二科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建立秘密情报网；三科行动科，又称为“红队”，负责惩处叛徒，震慑敌人；四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制造、设置、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母亲分在四科交通科。她不仅协助李强、蔡数厚等研制中共第一部电台，还经常化妆成犯人家属到监狱探监，传递情报。

1928年，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母亲在这时转为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她与地下工作者蔡叔厚结为革命伴侣。

当时的蔡叔厚以企业家的身份立足上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自己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掩护下，秘密制造无线电台。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稍露破绽就会有杀身之祸。母亲把生死置之度外，全力协助丈夫工作。

母亲忍住内心的痛苦，吻别安放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女儿，默默地去做一个普通的、接受审查的侨工

1931年，母亲受党的派遣，准备东渡日本。此时她已怀身孕。为了掩护行动目的，她告诉家人，要到日本留学。她暗中抓紧俄语、日语的学习。一则到日本停留多久是未知数，二来当时中国没有完善的俄汉字典，只能买到俄日字典自学。

好在那个时代，日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汉字或者它的变体（改良汉字），很好认。母亲在上海买了一本日版的《俄日字典》，印刷和纸张十分精良，外形也很小巧，这本字典后来伴随她度过了许多艰苦的岁月。

在东京生下女儿蔡洛文后，母亲又受组织派遣，赶往莫斯科列宁学院参加特工专业学习。为了完成任务，她分秒必争，不顾身带婴儿的疲劳，处处向苏联同志学习俄语，还起了一个俄文名字——方娘（俄文：фаня，中文也称：方朗）。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被捕，很快叛变，使得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处境极端危险。受此牵连，身在莫斯科的母亲与失去联系的蔡叔厚解除了婚姻关系，接受组织审查，停止党籍、学籍。退出列宁学院后，母亲在莫斯科郊外的工厂当工人。

此时母亲遭到的打击是突然而且巨大的，一下子失去了最亲爱的党的信任，又要忍痛与刚出生的女儿别离。她忍住内心的痛苦，吻别安放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女儿，默默地去做一个普通的、接受审查的侨工。她一直在等待组织的重新召唤，这一等就是六年。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打击使得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变得虚弱、多病起来。

直到1938年，中共中央派出任弼时同志带领的新一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传达了上海党组织对蔡叔厚的调查结果，母亲才恢复了组织生活，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

在异国他乡经受了这么多年的委曲，母亲却毫无怨言。

这时，母亲的俄文已经顶呱呱，教材里有不少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她就耐心为全班翻译。

我的父亲方志纯，就是在那时认识我母亲的。父亲是方志敏的堂弟，红军时代就是军事干部。在共产国际党校，父亲先在军事班，和刘亚楼等将领同班。后调到政治班，任学习委员，同班的还有蔡畅、杨之华、贺子珍、张子意、林利等。

当时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党组织安排她在莫斯科养病。但母亲如饥似渴地学习党中央关于国内革命斗争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身边的战友们劝她不要太累了，她常常笑着回答：“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一定要补回来！”

狱中，母亲和狱友们开展绝食斗争。母亲说：“我们浙江出了个秋瑾，是女中豪杰。我是共产党员，更要为真理坚守我们的气节，宁死不屈！”

1941年1月，母亲与十多名党的高级干部回国抗日，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就地待命。经组织批准，她和我父亲结婚成家了。母亲化名崔少文，在当地中学教俄语，作为掩护。

1942年9月，苏德战争吃紧，盛世才撕下亲苏亲共的假面具，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逮捕并杀害。我的父母也被捕了。

狱中，母亲和狱友们开展绝食斗争。母亲再次发挥特长，为狱友们传递纸条。每逢党的生日和重要时刻，他们有的望风、有的掩护，秘密过组织生活。母亲在过组织生活时表态：“我们浙江出了个秋瑾，是女中豪杰。我是共产党员，更要为真理坚守我们的气节，宁死不屈!”

一天，女牢的看守通知母亲，内地有一位姓蔡的老板派人来看她，并要把她保释出去。母亲马上意识到，蔡老板，很可能就是前夫蔡叔厚。

蔡叔厚是隐蔽战线上的著名人物，中央特科期间，他在通讯科长李强领导下，组装成功中共第一套无线收发报机，并培训出第一批收发报员。1932年到1938年，蔡叔厚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38年“国共合作”，他主动到重庆找到周恩来，建立起了单线联系的秘密通道。

但蔡叔厚对我母亲的这次援救行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组织行为。母亲立即向女牢秘密党组织负责人杨之华汇报。杨之华也认识蔡叔厚，知道他与党失联后独自在上海工商界发展，名气还不小。但蔡目前的政治面貌，她们并不清楚，况且，整个中共在新疆入狱的人员是一个整体，狱中党组织的口号是：抗日无罪，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

杨之华同意了母亲的处断，答复看守：根本不认识蔡老板这个人，拒绝保释出狱。

但是，女牢里的难友，都吃到了蔡老板送来的金华火腿。母亲还是认了这个浙江老乡，并把火腿分送到男牢，在不违背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下同志们的伙食。

1943年6月，母亲在狱中生下第二个孩子。监狱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给孩子起名为“方囹子”，意为监狱之子。

四年狱中生活的折磨，使母亲的身体又一次受到摧残。据说，当时有狱友得结核病死亡，尸体来不及处理，母亲很有可能感染上了病菌，落下病根。

杨尚昆同志对病重的母亲讲：曼文大姐，我们要进北京了，胜利了，我们几个老家伙，抬你进北京。母亲开心地笑了

1946年6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国民党被迫释放我党在新疆被扣押的干部及家属。7月9日，母亲和战友们实现了誓言——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随着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母亲结束休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研究员。

从延安撤退时，在山西省临县的三交镇，母亲生下我，小名方荣儿。由于产后得不到休息和足够的营养，母亲多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之后，机关转移到晋察冀边区，母亲的脖颈上发现了疑似结核病的肿瘤，很快影响到吃饭和吞咽。渐渐，她连说话都困难起来。

社会部的老领导十分关心母亲的病况，动员她去天津、北京等大城市，通过国统区的内线，到大医院治疗。可她坚决不同意，不愿意增加隐蔽战线上同志的风险。同时，她知道自己的病已发展到晚期，不愿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再与组织、同志和亲人分开，孤独地离开这个她热爱的世界。

母亲病重期间，常常思念鱼米之乡的萧山老家，思念家中的亲人。有一次，她突然在炕上醒来，握着我父亲的手说：“你见过钱塘江的潮水吗？”她似乎在谛听、在遥望，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滚滚而来的壮观。

曾听父亲说起，杨尚昆同志对病重的母亲讲：曼文大姐，我们要进北京了，胜利了，我们几个老家伙，抬你进北京。母亲很开心地笑了。这是她最后一次和同志交流。

病情不断恶化，母亲仍然不放弃与疾病作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49年2月17日，母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东黄泥村病逝，年仅41岁。中共中央根据她生前对党和人民所做的特殊贡献，追认母亲为革命烈士。

我的母亲是钱塘江的女儿，杭州的巾帼英雄。我一直想为母亲写本传记，但目前还难以成文。因为长期工作在特殊战线，她的档案从未解密，就连我也只能够从她的少数战友那儿，了解到她的一点点情况，很难为其著书和全面评说。

记得小的时候，我常问父亲，我还能找到母亲吗？父亲告诉我，建国后五十年代，西柏坡一带修水库，母亲的墓已被淹入水中。

但我一直不甘心。1983年，我委托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的大学同学费妙兴代为寻找，终于在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找到了母亲！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她，兴修水库前，专门派人把她的灵柩和墓碑迁到陵园了！

母亲离开时不到两岁的我，已是白发老叟。唯一遗憾的是，海峡两岸这些年虽然彼此来往，但统一大业仍有待时日。

对我来讲，统一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中华民族新纪元的开始，一定也是我母亲绝密档案解密之时。天地日月，给我时间，让我用健康的身躯，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吧！

读稿人语 戴 维

她是奇女子

在萧山烈士陵园6米长的镌刻着246位烈士英名的牌坊中，楼曼文是唯一一名萧山籍女性。她本是出身优渥的富家女，却甘愿成为“自讨苦吃”、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一切的奇女子。

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比虚构的作品更跌宕起伏。楼曼文的一生，铭刻着：自由、爱情、革命，生死谍战，流落异乡，监狱生子，无论哪段放到电视剧里，都是夺人眼球的情节。这再次让人感叹，那个时代的女性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母亲、妻子。这样的勇气是一种革命者的无畏和浪漫。

楼曼文的儿子方荣欣老人曾写过一首词纪念母亲：“母爱可曾有？四十五年前，冀西星落沉陨……净土卧生母，不见月缺圆。 豪门女，坎坷命，为民权。子女如今吊念，茔地鲜花相会，举目望人间。只问情长久，无问是何年。”

不应遗忘，特殊战线上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