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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马云还在一所杭州的非著名初中上学，后来在东方歌舞团唱压轴的胡雁这一年还在上小学，她后来被分配到袁浦中学做了我两周的同事；近来的当红歌手毛不易那时还不知在哪个世界飘浮，那时杭州师范学院还没有护理专业。

1978年10月28日，在杭州的文一路和文二路，至少有七八百名学生同时跨进了一所学校，他们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最大的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七八届，而我则很侥幸地成为了七八届中的一员。

我记得去报到前的那个夜晚，下了一场暴雨，准确地说暴雨下的时候可能已是凌晨了，那场暴雨是伴着闪电的，我甚至觉得我家园子里的那棵大水杉都要被闪电击中而着火了，某一刹那我是这么感觉的，今天想来可能是有点幻觉的成分，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预兆，预示着从1978年开始的那个早晨是带着一些幻觉的，这正如我后来我一直在做着的文学梦，也是带着某种不确定性。一直到今天，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感觉在我的生命中有着某种不确定性，正如我写作的诗歌，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写出什么诗句，有时在写前一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但此刻在回忆1978年开始的某些片断时，我的背景里是一片青青的桑树地，这是当时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所在的四周环境，它是以绿色为基调的，虽然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但那开始的时代是绿色的，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回望的时候，它显得特别的葱郁，像是空气中都有一张上升的张扬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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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时学校图书馆有个叫张毅的老师，身板笔挺，头势煞亮，穿一条背带裤，骑在一辆高高大大的自行车上身板仍然是笔挺的。是的，你去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他就是轰动全国的大名鼎鼎的“特务”，不是同名同姓。他当时是图书馆的一名采购员，他能给我们进到什么书呢？除了紧俏的世界名著之外，还能进到“白皮书”，那里面收了白桦的《苦恋》、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禁文”，并且将之作为当代文学课的补充教材。

我记得那个时候周末学校里已经有舞会了，是最为简陋的教室里拉几根彩条条，但荷尔蒙是不简陋的，身体的弹性和自由是不简陋的，外语系的女生和政史系的男生是那时的主角，一开始我也被大姐姐们拉着去三步四步，但很快我就逃了出来，我惦记着《大西洋底来的人》，那可是周播剧啊。我跳舞实在是没有这个天赋，谁愿意跟木偶跳舞呢？而同学们的确跳得很好看，特别是水兵舞，这个名称要很久之后才知道，是在电影中看到这种舞的，一般是女特务和男特工才跳的。政史系的男生大多穿军便装，有几个当时就显露出领导才能，至少普通话说得远比中文系的要强。

我记得那时流行音乐已经开始悄悄流行了，同学中已经有会弹电吉他的人了。有一天同学说他认识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同学让我一起去老师家邀请他来学校做报告，在家里他大赞李谷一，大赞《乡恋》，但是这位老师到学校里一开讲，我就恨不得从礼堂里找一条缝钻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举起大棒抨击气声唱法。以致后来李谷一真到杭州来演出，我这位同学（是李的远亲）让我一起去看她，我都不好意思去了。同班同学中有跟陈佩斯是内蒙兵团的战友，那一年当陈佩斯跟田华在我们校门口拍《法庭内外》时，需要群众扮演早晨上班走进法院大门的戏，屡试不过，结果食堂的一伙夫说这有什么难的，当他夹起公文包后竟然走路都变成同脚同手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开始是20个人一个寝室，什么条件呀，但我第一个学期竟然还轮不上住校，后来是跟其他系的同学暂住在老师家属的宿舍区，天天听老师训他那调皮的孩子。一开始的一日三餐是要蒸饭的，跟我的中学时代一模一样，吃的菜也是“和菜”，就是十人一桌一盘菜，盆子里如果有十块红烧肉，我们就盼望哪位城里的同学今天晚上回家吃饭，这样我们就可以瓜分那一点美味了，我后来的笔名“东坡无肉”就是起缘于此。有的同学晚饭吃过之后马上能吃下两个干面包，可见那时的饥饿程度，这种程度都不好意思再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但用来形容读书和求知是完全准确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老师都是很有个性的，比如讲《离骚》的老师，眼睛几乎不看我们，只看着天花板，整个神情也是骚骚的；心理学老师长得少有的帅，讲个五分钟就要拿出手帕来擦手；逻辑课老师口齿略有点模糊的，后来不幸逝于车祸，让人想到命运完全是不按逻辑出牌的；讲语法的老师总是满面笑容，面对学生时不时极其尖锐而冷门的提问，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下课再讨论；而教语音普通话的老师，我觉得由于他的特别用心用力，以至于他的嘴巴都略有点歪了，他上课总拿一张白纸，然后站在门口，一次次地跟我们讲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事实上我一直到得鼻炎之前也没有学会这两个发音；还是我们的写作老师比较接地气，上课时他常常拿来自己发表在《杭州日报》上的豆腐干文章，这是我后来学习写作的直接动力，怪不得后来日本的大导演小津也说自己是个卖豆腐的。

我记得那时主要的娱乐生活就是看电影，不，看电影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因为有时一个上午老师就要讲掉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一个下午又要从但丁讲到普希金，那要去看原著完全来不及，光是莎翁、托翁这些大家，没有几个月是啃不下来的，好在“浙麻”在放《王子复仇记》（孙道临配音的），省委党校在放《复活》，杭一棉和卖鱼桥也都有电影院，文二路的露天电影院在放《悲惨世界》，所以很多年后我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当手摸着水泥凳子，那上面还留有大腿的温度。说出来不怕笑，后来看电影都来不及对付考试，最后就通过看连环画来恶补世界名著的内容提要。

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接触油印的《今天》杂志，真的，我那时就觉得北岛舒婷这些人比普希金莱蒙托夫要厉害多了，然后就想方设法跟这些诗人开始通信，那时完全不知天高地厚，然后也开始跟各高校的诗友们有了联系，有了互相交换的油印刊物。那时在中文系就有好几本学生刊物，我们在同班同学任主编的《我们》杂志上读到了惊为天人的《公开的情书》，几个月之后这小说就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原来那小说的作者就是杭州人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他们当时用的笔名叫靳凡。

我记得我那时就是一只菜鸟，但扑扑翅膀也是渴望飞翔的，不知怎么的，我开始迷上了诗歌，可是我的同学们比我厉害多了。有一位同学参加学校的征文大赛，他以一首《赶猪的日子》获得一等奖，而我的“夕阳在天空奔走”却名落孙山，我不相信我会写不好，我是依然在图书馆奔走，在练习本上奔走，而且我是一直“站在东方的窗口”，终于我在1980年在《长春》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八行的《无题》，拿到了16元稿费，编发我诗稿的编辑就是曾写出著名诗篇《打呼噜会议》的曲有源老师，一直到2000年左右，我才见到了这位编辑老师，并且兴奋地丢掉了一只传呼机，那也是传呼机的穷途末路时期。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领导也是极其亲民的。有一次院书记一个人在假期里突然出现在我们寝室里，他其实是来看望“在假期中仍在发奋读书的同学”的，但偏有我们班年纪最小的一名同学从蚊帐里伸出头来问他“你找谁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睡觉？”我在旁边的蚊帐里差点笑出声来。而据后来成为《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的陈越光同学讲述，他毕业的那个暑假曾经跑到院长家里，那是破得不能再破的老房子，几乎是家徒四壁。我们的院长是一名老干部，“文革”中被杭二中的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但在我那位同学的分配问题上，他却出面保护，让人顿生敬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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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要到2018年的9月才知道，我们这一届78级，也是努力扩招的结果，特别是我们这些年纪相对较小的，过分数线才十来分二十来分，是我们的老师去省招办求情，因为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是数学零分，有的没有上过高中，有的连初中都没有上过，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老师是代表学校去求情，因为老师在阅卷中发现有的同学太有才了，最后是省招办的领导拍板，我们才得以成为78届的一员，所以78届的中文系，一开始一个班是50多个同学，我们这个班有将近80个同学，后来不得不将这个班拆分成两个班。说实在的，除了那个去求情的老师一直担任班主任，我们这两个被拆分的班，似乎没有老师愿意当我们的班主任，因此我们这两个拆分的班，一共各自换了4位班主任，以至于某些年的同学会上，我连班主任老师姓什么叫什么都搞不清楚，真是太难为情了。

就这样从1978年的10月28日开始，我们赶上了这一列呼啸而来的列车，这一年的年底就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继而是自卫反击战，继而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天云山传奇》，天呢，那真是生逢其时，躬逢其盛。而这样的“传奇”一直在继续着，那就不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而是我们在一次次的挫折中又坚持了一会，在夏天又打死了几只蚊子，在冬天又背下了几个单词。正如那时在睡梦中都会被体育老师掀开冬天的棉被，还是女老师呵，那怎么办呢，只能咬咬牙去晨跑，只能再坚持一圈再一圈，就这样我们一直跑着跑着，跑向了2018年的10月28日，跑向了位于城西仓前的杭州师范大学操场，虽然那不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却是我们终将要归去和报到的地方，于是我们开始点名——

1978，到！1988，到！1998，到！2008，到！2018，到！！！

而那些暂时没有到的，我相信他们去天堂的图书馆借书了，借到了书，他们还是会回到人间报到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做老师，间或有做网络的，有唱歌的，也有漂洋过海去播种和创业的；也有像我这样，遇到过一个小插曲，在音乐系筹备的时候，一位叫陈老师的不知怎么找到了我，问我到底能唱到哪一个音？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钢琴面前唱音阶。后来这位陈老师摇了摇头说，高是高的，可你的基础实在太差了。

那之后我没有放弃歌唱，那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歌唱，我后来在方格子里敲出了一个个的汉字，一个个的汉字都是用于纪录和纪念，记录一个时代，纪念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

那之后我没有放弃歌唱，那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歌唱，我后来在方格子里敲出了一个个的汉字，一个个的汉字都是用于纪录和纪念，记录一个时代，纪念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