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1岁，家住杭州余杭区塘栖镇丁山河村。村庄紧挨丁山湖、洪河洋，河流、池塘如星星一样多。小时候，我在田头割过草、池塘捕过鱼，后来划着小船做小生意。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最难忘的是我做小船商人，帮家里三次建楼的大事。

五个人同睡一间，很不方便。我就想到了建新房，决定豁出去闯一闯

13岁，我跟着姐夫出门。姐夫是打鸟湾人，那里祖祖辈辈靠打鸟为生，家家户户都有土枪。姐夫在船头打鸟，我就在船尾划船，打的鸟或者卖钱，或者自己吃，就这样划了四年。

一天，姐夫出事了。大风将头上的草帽吹进河心，姐夫转身去捞，船一晃动，震开了枪的扳机，子弹射中姐夫的手掌心。虽然没伤到性命，但弹片很多，到附近卫生院治疗，只挖出一部分。现在姐夫80多岁，手掌心时不时还会酸痛。

从那以后，姐夫再也没和我一起出船打鸟了。我就跟着父亲一起划船做胡萝卜生意。

1966年，我19岁，嫁入吴家，老公叫阿吉。我们一对新人和婆婆、小叔、小姑同住，说是两层木楼，但一楼放农具、稻谷，二楼就一个房间，五个人同睡一间，很不方便。我就想到了建新房。

可是每年生产队分红，全家只能分到20元，哪里有闲钱？当时我经常约了小姑爱仙捞了河里的浮萍当猪饲料。听说湖州上柏山里的养猪户，要买浮萍喂猪。我没想到浮萍还能卖钱，非常高兴。

在越穷越光荣的年代，做买卖是要被批斗的。但眼看小叔子也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为了尽快建新房，我决定豁出去闯一闯。

天刚放亮，我与爱仙便划着小木船穿过丁山湖，来到塘南、五杭那边，用漏勺在河里捞浮萍。到了天黑，船舱已经装满了。次日，天还没放亮，我俩又划着小船去湖州，在码头将浮萍零卖。那时候交易都用零钱，100斤浮萍能卖3角到5角，一船浮萍可以卖6元，我与爱仙各分了3元。

大队广播高喊在外私自做生意的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我俞双珠的大名。我们背了一筐胡萝卜到大队，算“投案自首”

从春到秋，我都和爱仙划小船，捞浮萍、卖浮萍。冬天，浮萍都枯死了，我俩也没闲下，就做胡萝卜生意。先去杭州上河收购，再划着小船到水岸码头贩卖。这就是广播里高喊的投机倒把。有一回，大队领导到我家里查问我的去处，老公阿吉不想我被批斗，只好说“她去娘家了。”

小叔的女友阿铃，长得漂亮，是村里的一朵花。见我们做生意挣钱，提出也要来。于是，我们一同划着小船，收购了一船胡萝卜，再去菱湖等码头卖。船还没到余杭地段，突然乌云盖头，刮起一阵狂风。阿铃看水浪拍打船帮，脸色发白，大哭起来。我安慰她：“这点风没事的。”

但阿铃胆子非常小，非要回家。我只好答应。到家门口，生产大队也在刮风，刮的是整治投机倒把的风。大队广播高喊在外私自做生意的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我俞双珠的大名。刮自然狂风我不怕，但这个整治风我有点怕。我叫阿吉背了一筐胡萝卜到大队，算“投案自首”。次日一早，我又与阿玲偷偷划着小船，去崇福码头卖胡萝卜。

不久，小叔和阿铃正式订亲。女家提出婚前必须建新房。我认为非常合理，家里的木板床，翻个身都要“吱呀吱呀”响，两对夫妻睡在同一间房，很尴尬的。况且这几年靠捞浮萍、卖胡萝卜，我手头也有一点积蓄了。

新房建成，全家背了220元的“巨额”债务。我又想划小船去做生意了

1977年，我们在自留地建新房，这里东临小河，北靠洪河洋，环境优美。新房两楼两底，俗称“靠家楼”，泥匠、木匠外面请，小工从亲戚、朋友中叫。本打算五天完工，建到一半出事了。

西边的沈家来了十多人，说我们的新房妨碍了他们红白喜事的进出通道。我马上泡茶递烟，但来人的面孔很难看。我和家人也很委屈，如果让他们，房子已经建了一半。不让，他们又仗着人多。

这时，一位长辈，本家堂爷吴阿咪发话了。他对沈家人说：“你们要通道，在他们挖墙脚时就该提出，现在房子建了一半，你们说怎么办？”沈家人一听，都不响了。吴阿咪就说：“要么把我家的小房子拆了，给你们当通道。”

沈家十多人这才高高兴兴地离开。事后我们拿出100斤大米，向吴阿咪道谢。

新房建成后，全家背了220元的债务，当时是一笔巨款。没钱没粮，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婆婆只好向生产队借钱，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都借过我们钱和大米。

我又想划小船出去做生意，但大队干部经常来我家检查，对我进行思想教育，还说如果再抓住我投机倒把，就要直接扭送公社。

那时候，家里穷得连菜油都断了一个月，每个人都饿得面黄肌瘦。我看了难过，决定就算被抓住批斗，也要出去挣钱。

一个早晨，我约了本村的雪南划小船出门，在外面做了四天茨菰生意回家。赚来的钱，我买了半斤菜油，总算度过了肚里没油的难关。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来，我总算可以挺直腰杆，出门做生意了

这里债台高筑，那里小叔的未婚妻阿玲托媒婆带话：要是大哥大嫂不出我们结婚的钱，我就不嫁过来了。

为了小叔的终身大事，我和阿吉只好退让一步，承担了他和阿玲的结婚费用350元。加上第一次建房欠的债，我们身上一共有570元外债。生产小队的队长老周算了一笔账：“按照一年分红二十元，你们要二十多年才能还清！”

我当头一棒，晚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二十多年，等于说我一辈子都在还债……看我情绪不好，连续失眠，阿吉跑到赤脚医生那里给我配了安眠药，他自己也出门去学泥匠，学徒期满后，每月工资38元，其中上交给生产小队买工分33元，剩余5元贴补家用。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来，我总算可以挺直腰杆，出门做生意了。

我和雪南一起摇着小船，冬天做茨菰、荸荠生意，夏天做苹果、梨子生意。我们烧菜、吃饭都在船上，睡觉就在船尾舱，上面盖一张“箩飞”（即竹篷）遮风挡雨。冬天冷，手脚冻伤。夏天热，屁股磨破，但我一点不觉累。

邻居见到我，总是很热情地说：“阿双，你做生意回来了！”也有人问我：“阿双，你个子矮矮的，怎么这么能吃苦啊？”

我总是笑笑，划小船、跑码头，累点苦点，但心里是甜的。

之后，村里办起了企业，有的妇女上班去了。不划小船的空当，我就在家里摇棉纱，再用织布机织成布，一天最多织10尺，一尺布可以卖3角钱。

三年后，我和阿吉还清了全部外债，比队长老周预计的早了20年。

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我借了一条大的水泥船，装了满满一船甘蔗，摇了三四天，到上海等地沿途售卖

分家后，我们与小叔各拿一间新房，老屋前半间归我们，后半间归小叔。我有两个儿子，小叔也有一儿一女。我想到儿子长大要讨媳妇，如果一间房也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过来？不像我，当年两兄弟合凑一间房也嫁了。

慢慢手上也有了积蓄，我就和小叔商量，买他的半间老屋。小叔说回去和老婆商量。等了几天不见回音，我就托小姑爱仙帮忙去说说。

第二天，小叔和弟媳进了我家的大门，小叔说：“半间房卖给你们，毕竟你们有两个儿子。”弟媳阿玲说：“如果不卖，我们老了要被两个侄儿戳脊梁骨骂的。”

买下半间老屋后，我和阿吉等待机会建新房。

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只要完成自己的“双抢”任务，阿吉也不用在生产队买工分了。当时枇杷效益不好，甘蔗产量高，价格也贵。我们就和其他人一样，砍掉枇杷树，种上甘蔗。清明节前，我借了一条大的水泥船，装了满满一船甘蔗，摇了三四天，到上海等地沿途售卖。

阿吉也被宏畔建筑队招进去，他读过几年书，左右手都会打算盘，被安排在财务室，人称“吉先生”。

家里有了2000元存款后，我们觉得建新房的时机到了。当时老屋的东边是沈家，西边是吴家。老屋拆了新建，必须和其中一家一起建，这样两家才能合一垛墙。我去沈家问，沈家说：“孩子还小，等等吧。”我去问吴家，吴家也说：“房子刚建两三年，再建浪费。”

两边碰钉子后，眼看建新房的梦想就要泡汤。不料，过了段时间，沈家的男人主动找到我：“我老婆进了镇上化工厂，认识了几个小姐妹，她们愿意借钱给我们建房。要么我们一起建？”我当然巴不得喽！

这次新房的式样，是当时流行的西洋楼，请了木匠师傅、泥匠师傅，小工叫亲戚、朋友帮忙，建房用了3天。建好后，家里不但没欠债，还稍有余钱。

三层楼洋房全镇都没几户人家有，要是我家也能建就好了，以后两个儿子找对象都要抢手很多

虽说有了两间楼，但缺点是，两间楼在两个地方。我担心年纪大了，在两个儿子家吃轮流饭，搬来搬去不方便，如果两间楼连在一起就好了。1989年春天，好姐妹金兰悄悄告诉我：他们四家已经调整了自留地，要在河西埭村的对岸建统一的三层楼洋房。

三层楼洋房？全镇都没几户人家有。我连忙说：“这是大好事，祝贺你们！要是我家也能建就好了，以后两个儿子找对象都要抢手很多。”

金兰低声告诉我：“还有两间空地，其他人也想来，但我们更希望你来。”

我转身回家与阿吉商量，阿吉说：“机会难得，但那块地不是我们的自留地，怎么建楼？”我说，金兰他们都是私下调换的，我们也可以试试。

那块地涉及三户人家，都姓沈，能不能换成，我也没底。

第一户沈家，条件较好，他家儿子和我老公阿吉还是朋友。我们把想法一说，对方一口答应：“这等好事，我当然支持。”

第二户人家，是第一户的亲弟弟，也哈哈一笑：“都一个生产队的，又是朋友，我同意的。”

第三户，男主人叫阿升，平时见到我总是很热情：“阿双，你做生意回来了！”我以为问题不大，可是阿升听了后笑笑：“我很忙，空了再说吧。”

过了一周，我们又去，阿升仍旧说：“很忙，空了再说。”

我想来想去，他再忙也不至如此。难道是他不愿？如果不愿，为什么不明说？是不是想要点经济上的好处？

第二天，我单独到阿升家，他正在低头吃饭，“阿双，不是我不给你们，找我调地的有好几个，都是沈姓本家，我也为难啊。”

我说：“我们给你一点补助，他们总无话可说了。”阿升笑笑，说：“给补助是对的，那样我也有借口了，但是数字由我说了算。”

“你要多少？”“四百块！”

四百块？那也太多了！四百块相当阿吉四个月的工资。但阿升既然开了口，就表示有希望。我连忙稳住他：“阿升叔，我回家跟阿吉商量下。”

阿吉坚决不同意，家里刚有点起色，建新房要一大笔钱，还要给阿升补助，哪里吃得消？

我讲了三点理由：一、两间楼在两个地方，儿子分家后，我们老头老太要么轮流住，要么分开过，怎么都不舒服。二、现在的房屋已经不适应潮流，迟早要重建。三、钱当然重要，但是你放心，现在政策好，我会去赚的。

阿吉经不住我软磨硬泡，也答应了，但提出一个问题：给了阿升补助，前面两家知道，怎么办？

我说，这事阿升也要求我们保密，因为他怕别人骂他黑心。我们不说出来，我保证他也不会说出来。

建好洋房，我们欠债两万多元，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政府让我们放手去经商，只要我划着小船做生意，这点债总能还上的

1989年冬天，建房大事终于定下，我也安心了，约了雪南划小船做荸荠生意。阿吉在家出事了。他不小心滑进刚挖的石灰坑，石灰水跟沸水一样，他马上拔出脚，但脚上还是大面积烫伤。治疗了四个月，才结疤。

建三层洋房，不是三五天可以完工的。这次工程量大，我也不请泥匠、木匠了，而是直接把工程包掉。包工头是泥匠老柴，他叫了一批人，足足造了一个多月，两间三层洋楼才完工。

建好后，我们欠债两万多元。阿吉很怕，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改革开放后，上面让我们放手去经商，只要我划着小船做生意，这点债总能还上的。

和我一起划船的雪南，小我两岁，我们俩个子一高一矮，搭档了十几年。我和她在老余杭、良渚买一船荸荠，再去湖州的菱湖码头卖。我们一天吃两顿，清早起来在菜场摆摊，肚子饿了就啃几个小荸荠。如果是茨菰生意，茨菰不能直接吃，只好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

新楼对岸是河西埭村，住着阿吉的泥匠师傅阿时。每次我做生意划船回来，他总在对岸喊：“阿双啊，你家建房主要靠你，阿吉这点工资，远远不够的！”

幸福啊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这大半辈子，靠做小船商人，帮家里建了三次房，一次比一次好。

最早建的“靠家楼”，我们转让给了小叔。第二次老屋拆掉后建的两层楼，也转给了隔壁吴家（后来吴家拆旧楼，也建了三层楼）。

最后建的三层洋房，本来给两个儿子娶妻的。后来，阿吉单位分了一套镇上的房子，我们就给小儿子结婚用。大儿子在镇上买了商品房，也住在镇上了。所以现在，就我和阿吉两个人住宽敞的三层洋房，住得很舒服，儿子们有空就过来看看我们。

当年我家三次建房的大功臣，那条小木船，因为太破旧，卖掉了。公路建好后，小船商人也慢慢绝迹。不过，没事的时候，我还是会一遍遍回想：从前划着小船捞浮萍、叫卖胡萝卜、苹果、梨子、荸荠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