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印潮涌西泠》 陈博君/著 现代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图根/缩编

热血文人忧国粹

相聚动议结印社

1，

江南的夏季历来都是湿热而又静谧的，1904年的夏天也不例外。

正午的烈日，肆无忌惮地炙烤着明镜般的湖面，一种慵懒的气氛在杭州西湖的上空壅塞蔓延。湖上一丝微风也没有，只有看不见的水汽，从水面上阵阵袅起，且无声地漫向岸边蝉声四起的林间，将空气蒸得懊闷难当。

湖北岸，葱茏的宝石山似一道翠色屏障，安详地静卧着。长长的碎石小道蜿蜒在树阴斑驳的梧桐和垂柳林间。

这里离城有些远了，此时又正是人迹罕至的时分，四下自然一片宁静，唯有金蝉在树梢上卖力地鼓噪着，仿佛随时将要轰然冲开那闷热的压抑，将这夏日江南安详的静谧彻底撕破。

忽然，小道上传来一阵节奏明快的脚步声，嗒嗒，嗒嗒，匆匆而有力，传向不远处寂静的山麓间，蓦然惊出一串飞鸟。知了在树丛中叫得更起劲了。

湖畔小道上走来一位面容俊秀、气质儒雅的年轻人，身上的青色长衫朴素而又洒脱，衫裾随着匆忙的步伐微微地向后飘逸着。他就是名满杭城的青年印石才俊王福庵。不过此时，他的首要身份还不是印学家，而是钱塘县学堂的一位技术课任教老师。

2，

钱塘县学堂就坐落在西湖北岸的跨虹桥西，其前身是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崇文书院，由明朝巡盐御史叶永盛创建。学院以别具一格的荡舟“舫课”教学方式而闻名，成为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清朝康熙南巡时，不仅亲临书院，还专门题写了“崇文”匾额，使得书院名噪一时，一举跻身于浙江四大书院之一。1902年，崇文书院被改建成新式学堂，更名为钱塘县学堂。王福庵因曾习数学兼土木工程，这在当时是比较稀缺的人才，故年过弱冠即被学堂聘为讲师，专司教授技术课程。

其时的杭州城里，许多文化人其实都知晓，更能够展示这位年轻人独特才华的，并非他的数学和土木专长，而是他在金石篆刻方面的过人天赋。在王福庵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这种气质源自先祖，发自家庭，更成自他个人的兴趣与禀赋。

追根溯源起来，王福庵还是书圣王羲之的后人。王羲之祖籍山东琅琊，后客居浙江绍兴，故王福庵在其自用印中，屡以“琅琊”或“右军后人”自勉。当然，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王同伯。王同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雅士，虽先后中举和及第进士，但却无意仕途而钟情于学术，他历任杭州各书院山长，在金石、考据、文字、诗文、书法等诸方面均有颇深的造诣，尤其是他的篆隶书法，清新娴雅，自成一格，素有“同伯体”之称。

王福庵自幼就随父在紫阳书院学习，耳濡目染之下，小小年纪便谙熟金石书画的门道，继承了父亲的书法精髓。他从12岁起，就开始操刀治印，父亲担心儿子因此荒疏学业，便经常责备福庵，然而这小小少年早已沉迷于金石世界难以自拔。父亲不支持，无法公开拜师求艺，他就自己潜心钻研学习，而且还四处搜求名人的篆刻作品，年纪轻轻就拥有了数百方篆刻名家的印作，并专门拓编成了十六卷的《福庵藏印》。

3，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福庵在金石印学方面的早成，不仅让他名扬杭城，更令他结交到了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唐醉石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交流藏品，切磋技艺，自得其乐。

当时的西湖孤山脚下广化寺旁，有一座蒋公祠，是由清末杭州著名士绅丁申、丁丙兄弟出资，为纪念清代护杭名将蒋果敏而建的。在这座公祠前院的右侧，有一幢占地面积不大的二层小楼，名曰“人倚楼”。最初，这里是公祠的会客室，却因了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建楼伊始，就吸引了一帮晚清的钱塘雅士在这里常聚。他们在小楼里谈古论今，纵情诗画，俨然将这座外表朴素的小楼当成了文化聚会的场所。到了民国初年，丁立诚、丁立中、丁辅之等丁氏后人和叶为铭、唐醉石、胡宗成等杭城一些热衷金石印拓的文人名士也常聚在这里交流收藏，鉴赏古印，拓印碑刻，制作印谱，人倚楼于是又成为了金石印学的研究室。

作为杭城小有名气的金石才俊，又恰巧就在近于咫尺的钱塘学堂教学，王福庵自然就成了人倚楼的常客。

4，

这天下午，学堂里正好没有技术课，于是吃罢午饭，王福庵就匆匆步出学堂，沿着西湖北岸的石径赶往孤山。他知道，这闷热的时节，几位志趣相投的印友们肯定又聚在人倚楼拓碑赏印、避暑消夏了，这样的聚会自己怎能不去凑个热闹呢。

翻过西泠桥，往左一拐，便是枕山襟湖的孤山了。彼时的孤山，还是一座远离闹市的荒凉小山，除了沿湖的蒋公祠等建筑由清政府直接管理，其余靠近西泠桥这边的大部分山地均为私人所有，山上的房舍也颇为零星萧瑟，仅数峰阁等屈指可数的几处建筑。这些私地及房产的主人包括李鸿章的幕僚、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怀，三任杭嘉湖道台李辅耀以及杭州名门丁氏兄弟的后人丁立诚、丁立中等。而蒋公祠内的人倚楼，算是当时这一带最具人气的地方了。

沿着湖堤稍许前行百步，便来到了蒋公祠门前。王福庵撩起长衫，刚刚抬脚跨进祠院，便闻得阵阵熟悉的人声从人倚楼的二楼隐约传来，听语气，却是布满了沉重的氛围。

是为铭兄和辅之兄的声音，两位仁兄似乎正在探讨着当下的局势。虽只稍稍听到了几句，王福庵心头还是不免一沉，上楼的脚步也不由得紧了几步。

听到脚步声，楼上的几个人停下议论，都把目光转向了楼梯口。见王福庵拾级上楼，一位年龄与其相仿的年轻人首先站起身来，拊掌道：“只听这脚步声，就知道是福庵贤弟来也！”这位便是丁氏兄弟的后人丁辅之，他只比王福庵略长数月，却留得一腮细密的长须，显得颇为少年老成。丁辅之自幼深受家庭的熏陶，热衷于集藏清代名人及浙中印人，尤其是“西泠八家”的作品，并加以编印注释刊行，因此也是年纪轻轻就颇负美名。

边上一位身形略微孱瘦，正在辅助叶为铭拓制碑板的年轻人，倒是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计，他只是抬头朝王福庵微微笑了一下，便低头继续做着手中的活儿。他叫吴小冈，绍兴人氏，虽性情胆怯内敛，人多即讷于言语，但因其书法、篆刻和鉴赏皆能，故常在人倚楼帮着一起拓印制谱。

与几位老友招呼过后，王福庵续上了话茬：“诸兄今日怎未谈印论篆，倒是慷慨激昂，忧国忧民，议论起时局来了？”

“唉，我等虽为文人，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丁辅之微微皱眉，慨然道，“况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今时局越来越乱，国难越来越深，谁还会来关注金石篆刻呢？”

“是啊，自西学东渐以来，国力疲弱，国学日危，尤其是金石印学，古风不存，媚俗成灾，如此下去，金石印学必将湮没也！”叶为铭捋着长须，亦是忧心忡忡。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竟是越说越感觉心情沉重。一时间，突然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往日里一捧上手就让人立马如痴如醉的几枚古印，此时竟都被静静地冷落在桌上无暇赏玩。

“既如此，我等何不效仿先贤，创建一个印社，以保存金石，研讨印学为己任，为传承和弘扬金石篆刻艺术贡献一点绵薄之力？”沉默中，不知谁忽然提了这样一个建议。顿时如一道明亮的闪电，在众人的心头划亮。

众人情绪甚是高昂，成立印社，成了人倚楼里几位热血文人的一致共识。

“结社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我这就回去禀告父亲和兄长，争取将数峰阁西面的土地捐献出来，为印社开疆拓土！”丁辅之满是激情的表态，顿时引来由衷的掌声。

5，

正如丁辅之当日的表态那样，其父丁立诚、其叔丁立中、其兄丁上左对印社的建立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丁氏家族不仅将孤山之上数峰阁以西的大片土地捐献出来，供聚资营建印社，还捐出银洋资助印社成立。

年仅18岁的唐醉石也对建社表现出了满腔的热情。这位天资聪颖的年轻人，就是三任杭嘉湖道台李辅耀的外孙，他从13岁起就随外祖父宦游杭州，小小年纪便致力于金石碑帖、治印鉴谱，也是人倚楼的常客，与丁辅之、王福庵等引为知己。唐醉石积极参与筹建印社，毫无疑问都得到了外祖父李辅耀的鼎力支持，这为后来西泠印社社址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李庸、丁宜之、叶希明、胡宗成、王毓岱、王云、汪厚昌、张惟懋、戴书龄……支持立社的队伍不断壮大，印社尚未建立，便凝聚了一大批文士印友。至于印社的名称，大家的认识也非常一致：人以印集、社以地名，既然是结社于孤山南麓的西泠桥畔，那取名为“西泠印社”自然是最为合适了。

就这样，一群忧国忧民的年轻热血文人，在西子湖畔的西泠桥边，提出了建立“西泠印社”的伟大设想，以及“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建社宗旨，从而开启了一段百年社团的神奇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