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秀珍年轻时

李为民夫妇晚年

2017年8月30日上午，我们坐地铁到九堡蓝桥名苑小区访问83岁的原杭州汽轮机厂八级镗工李为民先生。采访一直进行了近三个小时，李老先生腰板笔挺，谈锋甚健，中间连水都没喝一口，除了两次去拿奖状和照片，他有问必答，讲到兴奋处连收都收不回来。谈及当徒弟学技术时的那种认真专注且陶醉的神情，令我们难忘。

我是江苏镇江人，1933年出生，小时候住在南门大街

我父亲在南京给人做西装，每次回家带一点零头布，给我们做鞋子穿。我母亲除了做家务，还要摇线。兄弟姐妹七个，我排在中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就跨过长江，逃难到今天扬州的邗江区，我伯伯住在那里。我在村里读私塾，一开始读《三字经》，后来读《论语》。大大小小的孩子在一起读，有个乡长的女儿是我同桌。我作文写得好，算盘打得也好，会打乘法除法。到第三年，先生就让我当小老师了。

私塾读好后，我就去了南京，家里给我的任务是负担弟弟的生活费

我是坐火车从镇江去的南京，坐了两三个钟头。父亲工作的西装店老板，介绍我到一家卖毛巾肥皂的小百货店当学徒，工钱15元一月，我要拿出10元给读小学的弟弟。晚上我睡柜台。来了一个新学徒，我的级别比他高了，换成他睡柜台，我找了块木板一搭，算是床。1949年全国解放，百货店老板关门跑路，我也就离开了。

我姐夫的舅舅介绍我到上海当学徒，南货店在闸北，叫裕兴春，旁边有个小菜场。第一年每月工钱15元，第二年17元。1951年“三反”“五反”，我要求进步，参加了店员工会组织，还上夜校，学习语文、数学、物理。

从“三反”“五反”起，我“红”起来了

“五反”有一项是反偷税漏税。我做学徒的南货店，平时是老板的儿子媳妇在打理。我在店里什么都做，进货也跟着去，进价多少，卖出去多少，我心里都有一本账。有了我这个知内情的“卧底”，政府当然很高兴。一天早上，各家店门口都贴了布告，上面写着“李为寿担任协助税收小组长”。我那时候叫“李为寿”，我们家四兄弟分别叫“福寿双全”，我是“文革”时才改名叫“李为民”的。就这样，我成了那一带小小的名人，好多店铺都知道我。我所在的南货店，最后评下来是“基本守法户”。

之后，我就从南货店出来了。一开始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就睡到居民区去，是他们让我“红”起来的嘛。居民区留我下来办识字班，主要给女同志扫盲。当了3个月老师，我去读上海技工学校了。当时招600人，报名的有1800人，我是街道推荐报考的。第一场考试写作文，题目是《为人民服务》。考试结果出来，闸北区考上了18个，我是其中之一。

这个一丝就是一丝，0.01毫米，差半丝都不行

我是1953年10月上的技校，1955年5月毕业，上了一年半。学校在闵行，上海汽轮机厂委托办的，厂长兼任校长。我们班50多人，一三五上课，二四六到车间实习，相当于学徒工，每个月还能领15元工资。

文化课老师叫文定国，比我大不了几岁。他主要讲工艺学，怎么看图纸，因为我们都是要根据图纸来做产品的，图纸看不懂，等于什么也不会。实习师傅叫程惠先，40岁的样子，别人都叫他“老呛”，因为他身体不太好，讲话声音比较轻，还经常咳嗽。

镗工和锉、钳、磨、刨、铣一样，是技术工种中的一项。镗工要求比较高的，这不是我自吹自擂，你问问操作机床的人就知道了。跟着程师傅学，一开始做点粗加工，一摸机器，我就很兴奋。后来学精加工，要求更高，误差不能大于半根头发丝。不像现在有数控机床电脑控制，那时候全靠手工控制和操作。

连续十八个月夺得先进红旗，我成了厂里的红人

毕业后，我们都在上海汽轮机厂当工人，我被分在程师傅的镗床上。镗床有好多型号，我们这台叫T68，T代表型号，68是直径。T68型在镗床中不算大，因为我个子也不高，那种大的镗床适合人高马大的人来做。

那时候厂里搞生产竞赛，讲“比学赶帮超”，车间里还要评先进红旗。一个月后，我夺得了先进红旗，真的有一面红旗插在我的镗床上！

程师傅待我很好。从我夺得红旗开始，我做的部件数量就超过他了。因为我年轻，从不惜力，而程师傅身体不太好，为人处世比较稳重。我们一天两班制，晚班一般下午四点上班，我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去，我去的时候，程师傅还在做。那时候考核是计件制，我就说：“程师傅你休息一下，我来帮你做完，这个部件还算你的。”

下班前，我肯定把工作台给程师傅都清理好，把第二天要做的工件都准备好，把刀也磨好。

那年代技术好很吃香，上一个台阶就会加一级工资，多做一个汽缸就多一份钱，我当然是扑心扑肝地做

镗床要用好多种刀具，磨刀就是基本功。我后来跟徒弟们讲，磨刀很重要。刀磨得好，说明你的手有劲，也说明你懂得了这刀的用法和妙处。有时徒弟磨两把刀，两把差不多，但我会说：第二把比第一把磨得要好些。这样一说，徒弟就有点想磨第三把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他，要在哪些地方改进。磨刀好比写毛笔字，要临空悬腕，只有练久了，刀才会运用自如。

一直到1957年底，我都是上海汽轮机厂的先进和技术能手，等于是厂里的明星了。当时上海汽轮机厂受捷克斯洛伐克援助，有一年捷克总理来厂里访问，厂长直接带他来我的镗床前参观交流。这位叫西罗基的总理还跟我合了影，可惜我没有这张照片。当时真是不懂，问保卫科要一张肯定有的，哪怕我自己出钱，现在想起来还是一个遗憾。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都只有证件照，还有就是全体大合影，那时拍了照片也不一定拿得到，不像现在可以手机拍。

我是四级镗工，每月基本工资63元。基本工资加上计件工资，平均下来，每个月我有100元左右，其中35元是雷打不动寄给镇江老家的父母的。最多一次，我一个月拿了140多，这在当时非常了不起，像我师傅只能做到我的百分之七十。我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做出来的。

我妻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很漂亮

那时我还是个单身汉，心思都扑在工作上，但也不是不想谈恋爱。读私塾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对我表示过好感，就是那个乡长的女儿，但家里认为不合适。读技校的时候，有一位湖南女生对我也有好感，后来她嫁给了班上另一位同学。毕业50年同学会，她也来了，我还是大大方方地上去跟她握手。

我妻子是我哥哥的同事介绍的，我和她第一次见面也在我哥哥家。她是上海第四医院的护士，叫田秀珍。那次她跟她妈妈一起来的，家里就母女俩。父亲已过世。我们见面很简单，出去荡了一回马路，就算认识了。

见面之后，我写了第一封情书，因为紧张，把她的名字写错了，田秀珍写成了田秀云。好在信封是我们厂的信封，她胆子也大，就把信拆开来看了，这样子我们后面才有戏啊。之后我约她，请她母亲一起看戏，我让她去买三张越剧票，我出钱。为什么看越剧？也不全是为她母亲，我也喜欢越剧，在上海四大名旦的戏我都看过。那天看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看戏的过程中，我和她说了几句悄悄话。

她回去后问母亲对我的印象如何，她母亲说看上去还可以，就这样算“面试”通过了。那个时候结婚也很简单，我们都没有请假，就是一家人吃了顿饭。

我们来杭州的那一天是1958年的2月4日，马上要过年了。我妻子到火车站送我，说愿意调来杭州跟我

也就是我跟夫人确定关系的时候，厂里决定调我到杭州工作。一共十八个人，我是领队。当时全国发展重工业，杭州要办汽轮机厂，哈尔滨也在办，还有青岛、重庆……都要我们上海汽轮厂的技术骨干去支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汽轮机厂，我读技校那一年——1953年创办的。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二话不说，组织上让去哈尔滨就去哈尔滨，说来杭州就来杭州。那时候上海是大城市，杭州的工资级别要比上海低，一开始厂里答应我们18个人保留原有工资，但杭州的六级比上海的六级要差十多元。当时这点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其他十七位工友都是小伙子，血气方刚，意见很大。我心里也有意见，但不能对这十七人讲，我还要去安抚他们。

我向上级汇报，上面给我们这批上海来的“十八罗汉”在工资差价上又浮了一点，最后只差5元，对我们也是一个心理安慰。

那女工二话不说卷了铺盖就走。为什么？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啊，很多人做梦都想到上海工作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我夫人一开始没能调过来。当时杭州汽轮机厂的书记周芝山是红军老干部，他专门派副书记去上海第四医院调人，而且态度很强硬，据说一进去就出示介绍信，说我们要调你们医院的田秀珍同志，你们放也要放，不放也要放，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杭州汽轮机厂的生产大事，都把人家院领导说懵掉了。

后来对方领导同意了，但也是有条件的，说田秀珍也是我们的骨干，她调走你们也要从厂里调一个过来，而且相貌气质都要好。他们医院领导还专门跑到杭州来挑人，据说把当时厂里最漂亮的一个女工挑走了。我夫人来了后，在厂医务室一直工作到退休。可惜前些年她先走了……我们一共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她和我丈母娘辛苦带大的。

你想想看，同样是工人，我们在上海是住楼房的，到了杭州就住茅草棚了，但我们这是为了杭州的工业

杭州汽轮机厂最早的厂址在今天武林门码头、杭州大厦这里，当时是一片荒草地，工厂是茅草和油毛毡搭起来的。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就叫《茅草房里飞出了金凤凰》，讲的就是杭州第一台汽轮机和第一台汽缸的生产制造过程，《杭汽轮集团志》也有详细的记载。

办汽轮机厂主要是三批人，除了我们从上海来的“十八罗汉”，还有闸口电厂、杭州农业机械厂的技术骨干。当时真的是轰轰烈烈，杭州市委向全社会发出“支援重工业”的号召，汽轮机厂筹建处5个月就招进来将近1000名新工人。

我们“十八罗汉”到杭州新厂后，全副精力投入到生产研制中。我因为技术好，领导比较放心，最关键的工作肯定是让我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杭州第一台汽轮机是我做的，杭州第一只汽车汽缸也是我做的。

当时杭州汽轮机厂还在筹备，我是到杭州叉车厂去做的。做这个汽缸花了一个班的时间，一个班就是8小时。我做到八成好的时候，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周峰来到我的工作台边，看了大概两个钟头，这在领导中很少有，一般就是看一看、握个手就好了。他就看我最后怎么完成的，也是共同见证杭州工业蛮重要的一个时刻。

后来总有人问，我的本事从哪里来的。我想还是我在技工学校打下了基础，在工厂里又学到了真正的技术，而且我总在琢磨怎么把活做好。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师文定国，还有我的师傅程惠先。上海技工学校50年校庆，文老师也来了，他还认得我，叫我“老李”。

人对技术要有一颗热爱之心，这个是永远不会变，也不能变的

杭州振兴工业，一大批工厂建设起来。工厂非常重视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一开始也只是有技术级别的普通工人，就像种子一样，播在运河边的荒草滩上，我们也成长起来。镗工这一行级别最高的就是八级，我就做到了八级工，一年跳一级。

1959年4月21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杭州市先进工作者，这是代表年轻的汽轮机厂的。那一年我才26岁，也很年轻。1960年，我当上了汽轮车间的副主任，因为我技术好，连厂领导都有“关系户”托过来当我的徒弟。我总跟徒弟们说，干我们这一行不能有一丝马虎和紧张，完全凭真本实力。多做点不会吃亏，多做你就是在学技术呀。

1971年国家恢复抓生产，我又回到车间当主任。我们车间叫第一汽轮机车间，也叫“吃饭车间”，是全厂的命脉。后来提拔我当厂长助理，再后来我被任命为杭州标准件总厂厂长、浙江标准件联合公司董事长，主抓生产和管理。而八级工制度，在“文革”就被迫停止了，再后来就是新的技工技师考核制度，叫法也不一样了。

我三个儿子一开始都在工厂，现在二儿子还在汽轮机厂（现为杭州汽轮集团），已经是高级技师了，还在第一线工作。我当年的徒弟有些出国了，回来看我，说起当年的事，他们说现在镗床都有电脑数控了，但最最基本的还是手上的活。

读稿人语 小贝

“八级工”

回得来吗？

历史名词“八级工”，始于1955年那场全国工资改革，也就是工资“定级”。当时，全国党政机关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技术等级（个别工种只有7个）。八级工就是技术工人的职业顶峰了。

八级工牛吗？就是镇厂之宝啊！他们技艺精湛、精工细作，个个是顶尖工匠。能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就很了不起了，换算到今天，都是高收入人群。拿本文主人公李为民来说，他还是四级工时，靠勤劳多干，每月平均拿100元左右。查阅资料，这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大学讲师和初级工程师的薪资水准。

无怪乎，有人疾呼：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李强教授就撰文呼吁：没有设计出良好的上升通道，这导致对各地GDP贡献巨大的农民工，总体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位置。

哎！想当年，李为民从一个学徒能做到八级工，至少当时社会这条晋升的管道是畅通的。消失的“八级工”制度，是对产业工人一生贡献的认同和褒奖。要不要恢复“八级工”制度可以商榷，但大国崛起的今天，给高技能劳动者以高待遇，是刻不容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