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江发展 一江春水 穿城过

我耐心地说服了父母，走上了去钱江潮浪尖上站岗的工作

我的脸是黑里透红，大家与我开玩笑，说我是“炭”（坦）桑尼亚人（非洲）。其实我的脸黑主要是长期在太阳底下晒和在江风的吹拂下变黑的。特别在夏天，在太阳的曝晒下，遭强紫外线的刺激更易黑。

我家住南阳街道龙虎村，我出生于1949年3月，自16岁下半年进仓前水位站工作，在水位站整整工作了45个年头。2009年退休，退休后又在钱塘江边喊潮，喊潮又喊了10个年头了，到目前为止，我守护钱塘江已五十五个年头了。

仓前水位站是萧山区三个（仓前、临浦、闻堰）水位站中的第一个临潮水位站。我的工作主要是测量钱塘江潮水的水位，这份工作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很重要，在抗洪抢险、防汛防旱、大搞围垦、抢险保堤、建造大型水利设施等方面，都需要一串串潮位的精确数据，这些数据为有关部门作出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心里也挺自豪的。

我的童年生活很艰苦，12岁才上小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读了四年就辍学了。就是这样四年级的小学生，在那时生产队里我还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哦，大家都非常看重我。我16岁上半年被推荐为生产队的出纳员兼记工员，小小年纪就成了小队的“七大员”之一（生产队长、付队长、财务队长、出纳员兼记工员、会计、妇女队、植报员）身感荣幸。但由于年纪还小，每天出勤也只能记4个工分。

16岁那年的10月份，仓前水位站要招收一名有文化的小青年去做临时工。大家一致推荐我去，说我有文化、人比较忠厚老实，工作很认真。

可是我的父母有想法，认为我年纪还小，又一天到晚要与潮水打交道，这么危险的生活不放心。我耐心地说服了父母，就这样走上了去钱江潮浪尖上站岗的工作。

我从小生长在江边，对潮水的脾气了如指掌，日潮记录很快就掌握了

刚开始工作时真感到有点吃力，一是业务不懂；二是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日夜上班；三是工作条件较差；四是工作内容乏味单一，一天到晚只与潮水打交道。

慢慢的，业务不懂我就虚心诚恳地学。与潮水打交道也没问题，因为我从小生长在江边，对潮水的脾气了如指掌，日潮记录很快就掌握。可夜潮时要从被窝里爬起来，真有些吃力，但我还是请闹钟叫我，从不误时。

那时站里的工作条件很差，1956年前是草舍，1956年夏天的超强台风刮倒了三间破草舍，后改建了二间一墩头平房（一间宿舍，一间办公室）。我进站时已是平房了，可工作设施仍然比较简陋，只有一台水位仪、一台雨量表、一台风速风向仪。

工作量最大的是观测潮水水位，每天两次潮水，每次要工作4个小时左右。每次潮水来前要提早半个小时候潮，潮水一到水位站，每5分钟要做一次记录，每次从潮水到，到退潮止要记30次记录。

我不管炎夏酷暑、还是朔风凛冽，一到潮水要来，就提前半小时坐在朝西的山坡上，盯着各块水尺标。盛夏的时候，白天被朝西太阳晒得汗流如雨，夜里被蚊蝇叮得东一块西一块，红肿得特别严重。冬天，穿着老棉袄被西北风刮得瑟瑟发抖，有时下雪子，雪子打在脸上如针刺般疼痛。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认真地记录着潮位，同时还要进行逐时水位记录。

逐时记录，就是每两个小时记录一次钱塘江水位。特别是在汛期，每年的4月15日至10月15日，必须是天天向上汇报数据。那时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通讯设备，全靠两条腿跑，天天要跑赭山邮电所，来回6公里多路。早上8时前把数据整理好送到邮电所，由邮电所发电报至省水文局、杭州市林水局、萧山区水利局等单位。

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记录着钱江潮浪尖的高度和钱塘江水位的变化。

那个年代，行驶在钱塘江上的大小船只，都有一盏小马灯

那个年代没有电灯，夜里起来我就靠一盏小马灯工作。在字典里，马灯是“一种手提的，能防风雨的煤油灯”。而在我们当地，还有一个名字叫——桅灯，把它挂在船的桅杆上，当作船只夜航或夜里停泊时的信号灯。

那个年代，行驶在钱塘江上的大小船只，都有一盏这种式样的灯。就是这样一盏小马灯，却与我有一段特别的缘分。

这盏灯是我夜里值班照明用的唯一设备，几乎天天夜里要陪我四五个小时。每天夜幕降临前，我都要小心翼翼地把玻璃灯罩拆下来。用擦布或干净的草纸把灯罩里里外外、一遍又一遍地擦，把灯座上的油污及死在边上的小昆虫清理干净，擦到晶莹透亮为止。然后，打开壶嘴，灌满煤油，挑出那白里透黄的棉质灯芯，清理掉前一天遗留下来的“灯花”。

寒来暑去，小马灯给我带来光明，也给我寂寞的心灵带来温暖。

煤油、干电池是当时站里必备的两样物资。煤油是供销社供应的，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物资非常紧缺，我们水位站是特殊单位，每月优先供应煤油5斤。可这数量远远不够，我们每个月差不多要用10斤，我们就不断地向上级一次次地申请报告，上级也就一次次地帮助解决。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省水文局为站里申请安装了一部电话机，这是我一生中较为兴奋的一件大喜事。我记得很清楚，电话号码编为005。为什么是“005”？因为这是赭山公社安装的第五部电话机。

记得装机那天，线务员把一部黑色的手摇电话机装好后，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打电话，我激动得双手发抖。当时会打电话，简直称得上是一门技术，我心里乐开了花。

打电话时首先用左手按住电话机，右手按着摇把摇几下，拿起话筒，听总机话务员是否接通。接通了，你就详细地告知话务员，你要找人的地址、单位和对方的电话机编号，再报上自己的姓名，这叫“挂电话”。

然后，把话筒放回原处，等待电话铃响起。铃声响起后，拿起话筒，话务员会告诉你，你挂的电话是否接通，如果通了就可以直接通话。通话结束后你要再接通话务员，告诉他通话结束，这就叫“消号”。总机话务员会在接到你的“消号”电话后，记录下你的通话时间和去电话的地址，到月底时，他们就会凭借着这一张张的通话记录单，按统一的标准结算电话费。

为了纪念这些老式手摇电话机，我们站里新装电话机，号码仍沿用“005”。直到现在，最后的三位数仍为005

有了电话机，我每天往赭山邮电所的“11号小车”可歇脚了。发水情电报可在站里直接发了，但也较复杂，要先拟好报文，接通总机告知拍发电报，话务员就会在一张“内报”纸上按我传给他的电报格式内容，一组一组地记录下来。

在我发报发好后，要认真听话务员的复述，这是当时校对水文报文的唯一方法，只有双方听清楚、记准确，查无疑问时，才算结束这一次的发报任务。

年年汛期相似，岁岁水情不同。我们这部老式的手摇电话机陪我度过了多少次风雨交加的白天和黑夜。直到九十年代初，原来的老式电话机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为了纪念它的“丰功伟绩”，我们站里新装电话机，最后的号码仍沿用“005”，直到现在，最后的三位数仍为005。

在那条件有限的地方工作，我也知足常乐，刚进站工作时是临时工，包括夜餐补助在内，每月工资为15元。到1970年转为正式合同工，工资每月为30元（其中包括月补助夜餐费6元）。生产队规定，我每月要向队里交纳工分款27元，队里给我月记工分300分。这样我每月还有3元零用钱。

与生产小队里的同伴比，我的条件比他们好多了，他们哪能有每月3元的零花钱呀！那个年代里，到年底有70%左右的农户还是倒挂户呢（一年到头的劳动分红，收入抵不过一年所分配的农产品支出）。

我不怕山上成堆的坟墓，也不怕什么鬼怪故事，我最怕的就是晚上不断出没的毒蛇

水位站在戍城岙的山坡上，据说明朝时期戚继光在这里抗倭过，这里简直跟深山野岙没有区别，一到夜晚，荒草萋萋，安静得掉下来一片树叶也能听到似的。面朝钱塘江，只能看见江面上星星点点的大小船只。

那时，我不怕山上成堆的乱坟墓，也不怕有人说的什么鬼怪故事，我最怕的是晚上毒蛇不断出没，那荒山上的蛇虫百蝎实在是太多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我特别小心，还是多次被蛇咬伤，我看过课外读本，凡是被蛇咬伤后不是极痛，不很肿，我知道这就不是毒蛇，因此不以为然。凡被蛇咬后较痛的话，那肯定就是毒蛇，得抓紧医治。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1978年9月28日夜里，我起来测量潮位，我的宿舍到测潮点有10多米距离，不知不觉踩到了一条蛇，霎时针一般刺痛。咬了我，它却逃之夭夭，这次我特别痛，深知这一定是毒蛇，很可能是五步蛇。我急速解下裤带，把脚腿捆绑起来，一跷一拐地去测量潮位，继续记录着那汹涌澎湃钱江潮。

工作了4个多小时后，我熬着疼痛坐了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跷到家，叫醒家人去请当地的草头郎中，自己仍回站里工作。

“草头郎中”一到，就把我捆绑在腿上的裤带解下，用小手术刀把蛇咬过的疮疤剖开，用双手合力挤压，痛得我哇哇直叫。挤呀挤，把毒液挤出来，然后把脚放在脚盆里清洗，当时，脚盆里真是鲜血淋淋，实在可怕。他还给了些草药，嘱咐我第二天最好再复诊一次。

第二天，我的这只脚肿得比小水桶还要粗。就算是在治疗期间，我依然每天忍着疼痛去工作。幸运的是，在“草头郞中”的治疗下，慢慢好起来了。

当时，我的母亲、妻子都劝我回家，不要在这荒山上工作了，这样的状况让家人很不放心。不过，在我的耐心劝说下，最终还是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带着两个小孩来看潮，一不小心，小孩被潮水冲入江里，我急忙用小划船把他们救起

萧山仓前水位站，既僻静又热闹。所谓僻静，因为环山临江，只有荒草坟堆，没有人居住。所谓热闹，因为是观潮胜地，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热闹非凡。

每年这时候，一拨一拨的人前来观潮玩耍，这时节也是我最辛苦的时期，我既要做好本质工作，又要注意观潮者的人身安全。

水位站观潮，真是一览无遗，一线潮、碰头潮、回头潮、冲天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也是观潮最危险地段。现在，水位站周围已被设为观潮禁区。

十几年前，水位站周围经常出现险情，我必须大喊大叫催促观潮的人赶紧离开。有多少对情侣在水位站山北坡下端看潮水，在我的喊叫之下，连滚带爬逃脱危险。有的人连衣服、包都被潮水冲入江心，人也弄成了落汤鸡，但性命保住了，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带着两个小孩来看潮，一不小心，小孩被潮水冲入江里，我急忙用小划船把他们救起。还有一次，有四个外地青年在水位站以北的江面上游泳，眼看潮水相差10多分钟就要到来，可这些毛头小伙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若无其事地在游泳。

他们看到我在岸上跺脚呼叫，才急速游回上岸。此时，潮水已到脚跟，衣裤都来不及穿上，吓得屁滚尿流。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985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看到对江渚头角那边，有对青年夫妻（距3000米左右），穿着半身油布裤在抲（抓）鳗苗，当时江面稍有些雾，他们在拉网我能看得到。

这天是小潮汛。晚上七时半左右我看到女的拉网的方向有偏，男的一直在江边拉，女的不时地低头往外拉，离岸边越来越远，越拉越往江心走，我急得直跺脚，呼叫他们又听不到，赶紧划小船过去。这时，我看到女的半身裤已被暗涨上来的潮水灌满，人已不能动弹。

我一边用力划浆，一边大声呼叫她：不要动、不要慌，我来救你了……这时她已站立不稳了，我船划到她身边，暗涨潮水已淹到了她的脖子，我用尽全身力气，把她拖进小船。

这时，她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来了，眼泪一串串往下掉。我把她送到岸边，她老公已经急得晕过去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喊破嗓子叫她也没听见呀，我的心都往外撞呀。”

他们是九堡人，被救者叫朱文珍，当年她33岁，现在已是花甲之年的人了。我想这事她一定终身难忘。

第二天夫妻俩带着水果礼品，一路寻到水位站找我，一见到我，夫妻俩一下子跪倒在我面前说；“谢谢救命恩人，谢谢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你救我们的命，我们的“八字”早就没有一撇了。”

这天正好是我合同工转正的第一天，上级领导正在找我谈话，对我以后的工作正在提要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受到了领导的高度赞扬。

在水位站工作时，我还为公安部门提供了不少无头案的线索

在水位站工作时，我还为公安部门提供了不少的无头案的线索。

钱塘江上常有浮尸汆过，有的夹杂着杂草汆来，有的是在抲鱼、抲蟹、抲鳗苗的鱼网中发现，有的是随潮水中滚来，也有的是在发洪水时发现。类似这样的死尸一经发现，我立即报警。如1993年二十工段的一次观潮特大事故中，事隔一个多月后，还有遇难者从潮水中滚来，被我打捞上来，报公安局处理。

我在水位站工作的4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在站里工作，站员也是我。在那15年里，我没有正月初一年三十夜休息，更没有星期天，一年365天日日在水位站站岗。

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多次被萧山农水系统、杭州市水文站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在1997年至1999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杭州地区水分测验资料质量优质奖。更可喜的是在2004年、经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考评，我获得了“技师”职称。

45年的风风雨雨，仓前水分事业终于迈上了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轨道。当年的人工观测模式，转变成现在的模块存储信息模式。现在只要身在办公室，在键盘上手指动动，就能全面了解潮位、水情、雨量等情况。

每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那盏大小各异的小马灯和手摇式的电话机时，我就会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那盏小马灯陪我度过了无次数的潮声、风声、雨声、雷电声和钟声，照亮我记录了无次数的潮涨潮落。

退休后，我在钱塘江的大堤上喊潮，转眼间又是10年过去了。我身穿马甲，手提话筒，奔波在钱塘江边，不停地喊叫“潮水来了，注意安全……观潮危险，严禁下堤……”

读稿人语 丑丑

钱塘江卫士

郑顺兴，一辈子都战斗在钱塘江边，为钱江两岸百姓守卫潮水，保驾护航。

你的高枕无忧，是因为有人替你通宵站岗。越是危险的风雨夜，涨潮日，郑顺兴越是忙碌和辛苦。

他孤独地守卫这条江45年，退休后，又拿着喇叭奔波在江边，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他的工作是潮水记录者，可是他又从来都不仅仅是潮水的记录者，他是钱塘江边的卫士，迷雾里的明灯，危难时刻的救星。他不仅提醒人们注意安全，在有人遇到危险时，不顾自身安危，一次又一次撑着小船，顶着风浪去救人。

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如今进入大杭州拥江发展的时代，郑顺兴都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和守护钱塘江的卫士，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