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走在通往那座发放大师头衔的殿堂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天荒地老。你用不着失望，用不着嫉妒，用不着诋毁，用不着认为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你只需抱定宗旨，不懈行走总是对的。循着大师的路子自我完善，大师最大的作用或许正在于此

孙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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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9日凌晨3时21分，距90周岁生日已不足50天的台湾诗人洛夫，在位于台北市石牌路的“台北荣民总医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如果我用血写诗/请读我以冰镇过的月光//如果我用火写诗/请读我以解冻后的泪水//如果我用春天写诗/请读我以最后的一瓣落花……”（洛夫《读诗十二法》）盛春即将来降，洛夫先生却无缘接住这瓣落花，而化为了一缕诗的烟尘。唏嘘不已的众人只能以诵读他的诗作来缓解对逝者的悲伤。

而在三个月前，与洛夫同年出生的另一位台湾诗人余光中也已仙逝。在台湾，诗爱者习惯于把洛夫和余光中称之为“文坛双星”。与大陆因“乡愁”一诗更倾心于余光中不同，洛夫凭诗艺高超的《灵河》《石室之死亡》《魔歌》等作品征服更多读者，长诗《漂木》还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诗魔”的洛夫，盛名似超乎余光中之上。海峡这边特别喜爱的“大师”这一桂冠，更有理由戴在洛夫的头上。

凑巧的是，洛夫辞世的前一日，同样在台湾，被罕见的脑干肿瘤折磨了一年多的“文坛狂人”李敖，终因治疗恶性肿瘤的标靶药的药效渐失，病情急速恶化，并发肺部感染永别人世。计划中的作品总集《李敖大全集》、“和我的家人、友人、仇人再见一面做个告别”的50集电视访谈节目《再见李敖》都化为乌有。这位以言论大胆、惯于抨击当局著称的作家曾两度坐牢长达7年，写下的100多部著作中竟有96部先后遭禁，自称单身时拥有过20多名女友……这些似乎都是极难逾越的记录。

近来逝世的大师名士，还不能遗漏的是2018年2月6日在香港病故的饶宗颐。国学泰斗，通晓六种语言，在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宗教学、历史学、中外关系学、敦煌学、潮州学、目录学、艺术学、文学、诗词学、楚辞学等14个领域都有极大建树，此人堪称传奇。与杭州最密切的关系，是在西泠印社社长一职空缺6年后，于2012年众望所归地担任了第七任社长。这样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尽管享有了超长的101岁，毫无疑问，其生年依然是不够的。“穿林鸦去已渺。望故山何日重到。只是荒鸡，催人宵起早。”（饶宗颐《伤情怨》）饶先生的生命在穿越了漫长的岁月后终于歇下，荒鸡的晨啼唤不醒他瘦削的身躯，唯有摞起来超过身高的各类著述遗落凡尘、绝世独存。

当然还有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这位长年患有渐冻绝症的科学家一次次地预言地球毁灭、人类末日，但危言耸听并不妨碍人们视他为与达尔文、牛顿、爱因斯坦齐肩的顶级大师。他那已被病魔损坏了的脑子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与身体同样歪扭的嘴唇和眼睛，艰难的嚅动和眨巴，所传递出来的语意往往不容置疑被当成“从宇宙深处发来的真理”。2002年8月，霍金和他的第二任夫人出现在西湖和河坊街上，对杭州菜、鼻烟壶、旗袍和棕榈叶做成的小鳄鱼惊叹不已。2018年3月14日，这位声称使用霍金辐射能把黑洞像气球那样刺破的伟大科学家，魂归西方道山，沉入茫茫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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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接连离去，既让我们再度关注这一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自身又享有非凡尊崇的特殊群体，又让我们陷入无法消弭的莫名恐慌。如此密集的丧失，会不会使社会的文化财富受损，人类的文明进步速度受阻？迄今我们还剩下多少大师？接下来还将有哪些大师成为陨星，而我们对失去大师究竟有着多大的承受力？在早已养成崇拜大师之风的现今，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大师的日子，将是多么的无依无靠、心悬半空！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大师及大师名号的崇尚、信赖和追逐由来已久。像是对终极目标的一步步接近，大师头上的光环始终如同灼眼的明灯，引诱着你飞蛾般扑将过去，即便是与大师发生一丝半缕的关联，依然是令人欣慰的。很难说这不是一种求真向善的美德。“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著名论断出现在1931年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它十分精辟地说明了求知识、做学问与大师引路之间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大师的重要性迫使我们寻找乃至命名、塑造大师。我们把季羡林、饶宗颐和钱钟书分别命名为“北季南饶”、“北钱南饶”，把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说成“现代三圣”，把陈寅恪誉作“教授之教授”……就是认定如是方能显示大师之不凡，如是才能表达对这些大师级人物的折服和膜拜，如是才让我们心安。人杰、大师、圣、神，我们对于名号的热衷盖过了对这一群体的真正认知，这是否反而是对大师们的不恭？

而对大师接连离去的恐慌性悲哀，促使有的人赶紧清点尚在世间的所谓大师。88岁的药学家、诺奖获得者屠呦呦，108岁的国学大师文怀沙，99岁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91岁的佛学大师释星云，88岁的哲学和美学大师李泽厚，88岁的华裔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清点的结果令人且喜且忧。喜的自然是大师队伍并非寥落，忧的是耆宿之后竟然乏有紧跟者。我们已经进入亟须打造新一代大师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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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我们一方面仍能找出一个又一个在世的大师，却又一遍又一遍地以“这是最后的大师”自我虐心。决计打造新的大师的强烈愿望与“从此世间再无大师”的悲观心态交织纠缠，导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思维混乱。巴金逝世，说是“五四新文学最后一位大师走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杨绛走了，“与建国前的最后一位文人告别”的说法甚嚣尘上；而“缅怀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宗师钱穆”、“纪念最后一位理学大师马一浮”之类的标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掉出一大堆。

深悟大师养成之不易，又渴望大师之层出不穷，这种矛盾心理便是上述怪异现象的根源。总以为大师是这个社会和时代的精华，可以体现档次，可以包治百病，可以所向披靡。大师有能力化腐朽为神奇，而身为大师者的任何言辞都是治世良方，任何动作都能撂倒一片。一位总觉得与大师这一“人间最高职称”差一口气的国内作家终于使出绝招，以惊人的码字速度写下了一部长达450万字、39卷的原创长篇小说，折腾出已知的地球上篇幅最长的纯文学著作。尽管据说迄今除作者之外，尚无一人通读过这皇皇巨著，但当人们唤其“文学大师”时，他的应答已心安理得。

1985年冬，香港记者林湄来到北京，托时任《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联系采访钱钟书，被拒，吴便与林来了个突然袭击。当他们出其不意地来到钱钟书房门口，钱钟书幽默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还有一回，钱钟书与夏衍住在同一间病房，夏衍恰巧过生日，其孙女也送了一块蛋糕给钱钟书时，在旁的摄影记者试图从后面偷拍，被钱钟书发现后，他竟拉起了被子，连人带蛋糕都遮盖起来，以拒绝上镜。他婉拒央视“东方之子”专题片的拍摄，是另一则“避见众人”的故事。他不近人情的低调，其实是对虚名的抵制，对俗流的反击。

在佛家眼里，成为“大师”者就必须离开人世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假若一位学者名士被冠以大师的名号，岂不是已盖棺论定，无论是死是活，都被摆上一个高不可攀的坛场。让人警醒的是，在现今，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大师的离去，一个所谓大师的出现，往往被当成一条求之不得的社会秩闻，甚或被某些人转换成推销自己的契机。当某大师倒下，有人忙着著文，缅怀与该大师的亲密交往；有人翻箱倒箧，摇身成该大师的秘闻发言人。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大师经济”，而正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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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永远不可能存在衡量大师的标准，关于大师的说法也五花八门，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在业界必定拥有过人之处，留存耀世之宝。“谓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瑜伽师地论》）大师的价值和意义自然并不限于让人膜拜，更在于他的实用层面。解惑释疑不单在求知求智领域，同样体现在人生道路的指引，对混沌人世的拨雾澄清。大师在世，根本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殚精竭虑、背荆受刑。

直到被脑干肿瘤折磨得脱了身形，李敖仍然以极度个人化的出位言行，维护住大师特立独行的形象。当护理师出于检测之需让他说出自己名字时，他竟然答以“我叫王八蛋”。这已不是惯常的幽默或自嘲，而是不服生命摆布的痛苦挣扎。他广受争议的人生经历，已与他的思想和写作成就融为一体。在如何炼成大师的方法探索中，他成功地做到了独辟蹊径。

的确，如同不存在大师衡量标准，也不存在确能培养出大师的机构和机制。要想纳入大师之列，要想成为有用之人，只能靠我们自己。问题是，并不是你毕生奋斗，你以命相搏，就能成为大师了。你可以走在通往那座发放大师头衔的殿堂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天荒地老。你用不着失望，用不着嫉妒，用不着诋毁，用不着认为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你只需抱定宗旨，不懈行走总是对的。循着大师的路子自我完善，大师最大的作用或许正在于此。

放眼四望，世间已无大师的景况当然是可怕的，文化和文明的失落要比物质的凋敝严峻多少倍，实在无法计数；但满大街都是各式名头的“大师”，随意摄取“大师”头衔且无需羞惭，“大师”这一名词成为嘲讽骂喷的工具，那便是一副更加可怖的社会奇景。不可否认，这一奇景的苗头早已出现，并被追名逐利者恣肆地拉扯着，悄然漫漶，进而扩大为“颇合时尚”的风气。噢，我们还能护住多少纯粹、高贵、洁净的精神领域？

“我的歌是一种不灭的向往/我的血沸腾 为火浴灵魂/蓝墨水中 所有火的歌声/扬起 死后更清晰 也更高亢”（余光中《火浴》）任何对于“大师”名号的滥用，都是对这一名词的辱弄。对于大师真正的尊崇，最值得的追随，应该是努力求得深悟，悟得大师的伟大和不朽，悟得你自己。

大师老去，这是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大师还在，精神的力量不会轻易消失，哪怕肉身意义上的大师与我们渐行渐远，我们仍应感知他们巨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