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柜

    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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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我和哈维·韦斯特（Harvey West）在北京认识，当时，他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家的身份，应邀筹备组织赴美大型中国文物展览“天子·中国宫廷艺术展”。

    我以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当编辑，1984年去美国读书。1985年，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被天子展览筹展公司临时请去当翻译。我本来学的是比较文学，与文物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当翻译可以顺便回中国看父母，我觉得很好。

    哈维是项目部主任，我的工作是担任哈维的翻译，一起筹备展览。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电梯里，觉得他很英俊。

    我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读大学的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考古、青铜器的专业知识。哈维讲的英语很不好翻译，用的词和句子很专业，常常让我一愣一愣的，不知如何翻译成中文。实在翻译不出来的时候，我干脆和他“谈判”，请他用简单易懂的英文，或者把整段的话一次讲完，我再把大概意思翻译出来。

    有几次，他讲了一大堆话，我几句就翻译结束了。在场的其他美国人质疑我的翻译水平，“他说了这么半天，你就这么几句？”我很尴尬，哈维却很善解人意，总是安慰我，让我别紧张，他会慢慢来。

    十来次的翻译之后，我终于摸出些道道来，人也显得颇有信心。毕业以后，我作为哈维的助手，继续参与展览的筹备工作。

    筹展的地点在故宫，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故宫武英殿。当时武英殿还没有修缮，很旧。因为在那儿工作，哈维经常有机会在故宫走动。他在那儿一走就是几小时，研究古建筑，也研究古代皇帝的生活方式。

    天子展览，是与中国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合作的，主要是为残疾人筹集资金。这个筹备工作，头头尾尾算起来，一共四年时间。展品涉及面很大，但是皇宫的家具没有在展览里面出现。

    哈维走访了22个省份的博物馆，经过很多努力，最终在1989年，把跨越2600年、近300件中国文物运到美国展出。

    这是有史以来中美第一次合作举办大型文物展，在美国各界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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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哈维的爱情是从友谊开始的，日久生情。天天在一起工作，就像对方的影子，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的爱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展览结束之后，我们就到了我的家乡广州，于1989年10月5日结婚。从此，我们密不可分，形影不离。

    回到广州，我们原本是考虑从事跟博物馆或者出版相关的工作，但是阴差阳错，开始收藏旧家具。

    因为定居下来，我们需要家具，哈维就说去市场看看有没有旧家具。我们走遍了广州的家具城，他都没看中一件，最后找到文物店，听说有个浙江来的人专门卖旧家具。我们找到那个人，他打开小仓库，里面的中式旧家具全都垒在一起，上面都是灰尘，但哈维眼前一亮，把全屋子的旧家具都买下来了。

    把那些旧家具搬回到家里，我爸觉得我们搬回这么多破玩意，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俩吭哧吭哧地把那堆东西清洗干净后，经过哈维的摆设，在灯光照耀下，突然间感觉很不一样。这些老旧的家具，仿佛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因为喜欢，哈维又去找那个人问还有没有旧家具。当然还有啊，那个人就是专门搜集旧家具的。他带我们到了他的老家慈溪，那里每家都在卖家具，以前只有商人去找他们买，像我们这种收藏身份的人极少。

    那时候外国人还不能在中国买房子，随着收藏的旧家具不断增多，我们就租仓库，并搬到仓库去住。我们把仓库布置得很美，就像殿堂一样。

    哈维不懂中文，到中国来认识的第一个字是“拆”。我们经常在街上走，一看到有个“拆”字，就赶快去看看有什么旧家具可以买。我们只要有机会就找，我爸爸妈妈都出动。

    我们到过浙江好多次，那儿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一样。去不同的人家那里挑家具，他们都对我们很热情。每次，一会儿就来一大帮小孩，都来摸哈维的手，因为老外手臂上毛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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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维的眼光很挑剔，绝对不收人家修理过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被人修过的就失去了原来的精髓。而且我们收藏的每一样旧家具都不同，因为以前没有工厂批量生产，都是木工亲手做，而每一个木工的手艺都不同，所以每件家具都是不同的。所以，再烂，我们都要知道它烂在哪里。

    很多旧家具，别人都不要，因为太破烂了，但我们会要，要求是前面部分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原样，因为这是重要的资料。如果旁边烂了，无所谓，我们可以修。腿没了，后面没了，我们也可以修。这些旧家具的历史是死掉的，这些东西是要去抢救的，只要把它修复，它就会活过来。如果我们不去修复它，就再也看不到光阴和历史的模样了。

    慢慢地，我们的家具越收越多，从广东、浙江，到山西、陕西、北京、天津、福建，走了大半个中国。

    有人认识我们，就会找上门来。当他们对我们熟悉了，有些东西就会专门留给我们。哈维总是一看就买，但我们的钱也是有限的。我负责和卖家讲价。

    我们经常出去跑，也当成是旅游啦，每次也不知道会看见什么好东西。药匣子、马鞍、广州的老门扇、西安淘来的明代榆木手推车、广州1997年中山五路扩建时捡回来的废旧路牌、木质信箱等五花八门的物件都收。所有的家具和用具都必须跟生活有关，我们要考察主人当时是怎么生活的。

    有个山西运城雕花大柜，至今已有六七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它的时候非常破烂，只有前面门板是比较完整的，其他位置都已严重破损。柜子下面缠着拴狗绳，还有鸡窝草。以前是用来装衣服的，烂到主人用来做鸡窝，一只小母狗就住在柜子里，看起来很饿的样子。

    山西的庙椅，过去用在庭院外听大戏或寺庙里闲坐的，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也烂得很厉害。虽然只是看到它的局部，但一眼就能看出它以前的精美。由于庙椅呈长条形，比较少见，我们起初不知道是什么用途，不断查资料，最后才发现是庙椅。

    庙椅的背后有个故事。我们刚开始只找到一半庙椅，因为两兄弟分家时，把庙椅劈成两半，一人一半。一半放在室外，常年经风吹雨打就很破烂，哥哥觉得没什么价值，就卖给了我们。但另一半放在室内保存得很好，他的兄弟不愿意卖，我们做了他好久思想工作，等了几个月才终于买到。

    我们第一次见到长安大柜的时候，它的前面比较完整，但是后面烂得很厉害，表面也是脏脏的，黑黑的。但哈维一看就说，买下来。我一问价钱，比一般的柜子价格高六倍，我觉得卖家在欺负哈维是外国人，就没买。

    回去以后，哈维清点东西，问我怎么没那个长安大柜。他说你一定要去买，那是他从来没见过的旧家具，那么美，上面的雕刻很不一样，得好好了解。

    就为了他这个“了解”，哎呀，我又跑回去，终于买了，也没有讲价。洗干净了以后，很吃惊，那个长安大柜，的确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任何出版物上见过，很稀奇。

    4

    这些年，我们收集到的旧家具，最新的也有一两百年历史以上。

    画家黄永玉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2004年他来广州看了我们的仓库以后震动蛮大的，我们的仓库有七百多平方米，摆满了我们搜集来、清洗干净，或者修补完好的旧家具，真的就像殿堂一样美丽，他就起了个名字叫维波楼。维，指哈维；波，就是我。几个月后，黄老先生给我们送来一个雕着“维波楼”的小木牌。

    很多人都喜欢古董家具，但都只是收和藏，而我们收藏的目的在于修复和抢救。如果说旧家具当初制造的地方是“第一作坊”，那么我们的仓库就是“第二作坊”，主要就是修复的工作。

    通常，旧家具从车上卸下来，被分类以后就进入“第二作坊”，首先要进行清洗，直到大致看到家具本来面目为止。把那些家具买回来，就像迎来一个受伤的孩子，给这个孩子洗澡，让它干爽休息；然后拆开，清除里面的虫卵、污秽，给它梳洗、治病。

    有些家具上的污垢很厚，是几百年积累的，很难洗掉，我们就用各种清洁的材料。经过很多次清洗，看到污垢下面出现的图画啊雕塑啊雕刻啊，都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欣喜。

    哈维是个要求完美的人，他对修复的要求很特别，不是凳脚坏了就只修凳脚，而是要求所有家具都得拆开。他的思路是，想了解最原始的工艺是怎么回事，顺便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

    所以坏家具买回来后，木工要拆开，清洗干净，修好了再重新组装。通常来说，越是历史悠久的旧家具，里面就烂得越厉害。

    在这个过程中，哈维会进行资料的记录，并且拍摄修复前后的对比图片。每一件家具破损的地方都详细记录，比如右边残破了可以按照左边的图案进行复制雕刻。有些家具破损严重，无法在自身找到对照，哈维就会翻查以往的资料，看是否曾经修复过同年代、地区或者同一功能的家具，从中找参照物。所以就算是面目全非的残品，哈维都可以根据经验及资料逐一修复。

    但是说实话，并没有太多资料给我们查，只能自己摸索，一步一步去修复。我们查到的资料，要么就是黄花梨啊，一般人们关注的是黄花梨的贵重啊，它的线条的美丽啊，是什么人拥有过的，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东西。最近几年慢慢有一些书，是关于家具的工艺技术的，以前几乎没有，我们得自己摸索。

    在拍摄修复前后的对比图片时，以前没有拍照的手机，照片都要用胶片洗出来，我们拍了几万张照片。

    具体的家具修复，不是哈维亲手做，是他指导工人。我们请了一些工匠，按照哈维的标准修复。哈维会的中文非常少，“没有马马虎虎”，是他用得最多的中国话口头禅。当木工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他对修复不满意了。

    5

    我们的木工都很心灵手巧，这让我们很自豪。他们在农村见过很多家具，专门修民间的家具，每个人都是能工巧匠，在我们作坊工作了十几年。最早是找到第一个木工，他又找到别的木工，但是这些人都不是一个地方来的，当时都好年轻，哈维对他们耐心培养。

    这些木工都在我们那儿长大，我们的作坊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的小孩都在老家，到了假期就请他们的小孩来我们作坊住一段时间，我们会安排给孩子们上课。

    所以古人是第一设计师，哈维和我们的木工是第二、第三设计师。在修复时尽量回复原貌，尽量找旧的木头，有时候不能找到同样的木料，那么尽量地在色彩上，比如油漆上统一，我们把这个过程叫“修旧如初”，不是“修旧如旧”。

    关于山西庙椅的修复，因为破损太严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其他的形式跟它是相同的，所以放在那儿大概有十年时间，才开始动手，反复研究它，进行拼图，参照别的形态。修复过后，庙椅产生了一种不可言语的美。

    修复这些旧家具，哈维是不计时间的。我们从来没有计件工作，没有说一个月必须做多少，就是必须要做好，里里外外都要做好。那个破烂的山西运城大柜，修复后显得豪华大气，雕刻工艺非常精致。上面的铜钱花纹，很少见。

    收藏这些旧家具最困难的是怕有虫。因为广州天气潮湿，怕招惹白蚁，我们就要经常检查，杀白蚁。

    有人用白求恩来跟哈维比，说白求恩是救人，哈维是救物。三十多年来，我们修复的旧家具起码超过三千件，修复的过程实在是神奇，本来快当柴烧的家具，重新获得生命。修复后如果使用得当，还可以再使用五百年。

    现在人们都在说工匠精神，但是哈维和我们的木工们做了几十年，我们觉得做事应该就是这样。回想最初，我对于收藏和修复旧家具是怀疑的态度，但是跟着哈维做了一段时间后，就觉得哎呀挺有意思，感觉我们做对了这件事情。

    究竟收藏和修复这些家具花了多少钱？我们这个金额很大，无法算。至于我们用什么支撑这些费用？就是卖一点旧家具，做些设计工作，有点钱了就继续。

    除了收集、修复、收藏旧家具，从“第一作坊”到我们“第二作坊”的修复过程中，哈维学会了怎么设计家具。他设计的家具没有一颗钉子，所有接口都是榫头，做得非常漂亮。哈维的观念就是，希望这些东西能用五百年。

    哈维设计了现代派的台灯、沙发、桌子、凳子，很受欢迎，但是成本也贵，所以数量还是有限。但通过做这个工作，我们喜欢的那些旧家具都保住了。

    在哈维设计的家具中，有专门为我设计的小波系列，在每一件家具上，都刻有象征我的波纹。本来在中国家具中，没有丝巾架这一说，但哈维为我设计出了一个丝巾架：下半截像一个中式收纳柜，台面可放书籍，柜上的一格格架子便用来搭放丝巾。

    6

    就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2011年3月30日，我被确诊患有舌根癌。一切都得停下来，赶快到美国去治病。

    一夜之间，哈维成了我的24小时特护。他既是我的司机，还是我的厨师，又是我在急诊观察室里的看护者。经过十个月的治疗和康复，我挺了过来。于是，哈维和我决定继续我们还没做完的事情。

    我们又回到广州，过了几天，黄永玉先生来看我，送了我们一幅字：“爱情如意环，此环无终极”。

    不过，我们在慢慢地老去，2018年哈维78岁了，我64岁了，为了让重获新生的旧家具得以传承，我们决定将它们交由新主人保管，就启动了一个“维波楼”传承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起码十家艺术生活博物馆，将收藏在仓库里的几千件家具展示出来，免费向公众开放。

    我们希望这些旧家具从民间来，再回到民间去。我和哈维只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保管员，修补旧家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先人是如何生活的，唤醒人们珍惜历史、爱护历史、保护历史。

    我们选择馆长的标准，主要是选择对旧家具热爱的人，看对方是否和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然后签合作协议。他们要承诺会保护好这些家具，供大家参观。我们的协议是建立在互相信任、诚信的基础上，靠人来维系这个信任。

    2017年 5月8日，第一间维波楼艺术生活博物馆在广州落户，近500平方米的空间收纳了数百件古家具，市民可免费入场，不过需要预约。接下来的九家博物馆会分布在国内多个地方。维波楼与传统博物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里没有冰冷的玻璃柜与围栏，因为家具本就是源于生活的，让人们使用的，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触摸它们，亲身来感受和体验。

    未来在维波楼博物馆，我们有望增设一些互动课程，比如讲课，体验，教大家如何用石雕雕像做台灯。这种形式能够把博物馆活化，而不是给人一种冷冰冰的距离感。

    等到完成这些传承计划，一句话，就是都交出去。我很想去旅游，哈维想画画，然后我们俩要写书，把这些图片资料全部留下来，那是一份很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