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被杀，韩世忠被贬，女真人的担心总算放下。次年八月，赵构的亲娘韦氏从黑龙江放回来了。不久，赵构的老子的棺木也送到杭州。女真人留下了钦宗，赵构皇位无忧，一高兴，大赦天下。四年前温州教授叶琳提出的建立国家级大学——太学的议案，提上了议事日程。

    1 从岳府到太学

    武将倒霉后的知识分子幸福时代

    太学议案是叶琳在绍兴八年（1138）提交的，这一年南宋定都杭州，戎马倥惚的岳飞也被赐了府邸。仅仅三年，功臣被杀，房子还是新的。太学的选址，定在被黜的岳府。

    岳府的范围在哪里？清同治六年（1867）十月，浙江按察使王凯泰对照史料，寻找岳女孝娥抱银瓶投井殉父之处，对“臬署之胥役”（按察司役卒住处）中的两口井进行辨认，确定了其中一口。于是建亭立碑，人称“孝女井”，也称“银瓶井”。这井这亭，一直到1993年扩建庆春西路，还在。“孝娥赴义处”及“同治丁卯王凯泰题”的井圈刻石，笔者也见过。当时为拆与不拆，有过争议。后来井、亭被围墙圈入，又两年，拆了。这位置，是现在庆春路228至298号的人行道上。

    说这一段，只是想重现岳府与太学的范围。对照史料，大致是东起山子巷，西近武林路原西河，北面大致是原浙大医科学院一部分，南面以现今庆春西路的南沿为界，时称“前洋街”。

    南宋的太学未按北宋的祖规，譬如北宋太学的画学，南宋专设了国家画院，算学归入太史局，医学归入太医局。太学的东面，还建了武学；皇室子弟也有了宗学。南宋的太学，几乎是一所文科大学，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史载，理宗嘉泰三年（1203），报考的儒生达三万七千，录取不足一千。

    太学的学生实行“三舍升级制”，五年毕业。优秀的“上舍”生与科举出身的状元同等，由皇帝召见授予官职。中等的“上舍”生可免去科举考试，同等于进士。下等的“上舍”生可免乡试，直接应试进士。前途虽好，学课难，考试太严，太学生读到须发皆白没毕业的都有。每到除夕祭祀，太学生总以“枣子、荔枝、蓼花”奉祭，取“早离了”的谐音。

    太学生中流亡青年多，对国事相当关心，对朝廷也敢直议。都说南宋的知识分子最幸福，太学尤其。比如秦桧死后，高宗让秦的党羽汤思退当宰相。那时，秦党余威尚在，满朝文武唯唯诺诺。太学生胆子大，陈观等七十二名学生“伏阙上书”（阙：皇宫大门），以示抗议。高宗赵构怕担了“坑儒恶声”，只得下旨罢了汤思退的宰相。

    学潮一多，京官不好当。理宗的宰相丁大全颁发过一个太学生法令，三学（太学、宗学、武学）为此一起罢课，结果连丁大全也掀翻了。度宗的权相贾似道就聪明了，皇帝可以被他玩得团团转，对太学生他却不敢怠慢。常给太学拨款，提高膳食待遇。太学生“啖其利而畏其威”，对贾似道的祸国殃民“噤不敢发一语”。到了国事垂危，太学生纷纷起来声讨，为时已晚。看来，南宋的太学上空，多少是有了一点不以权贵为重的气息。

    2 元朝的衰败

    在浙江倒也有法度的可取之处

    元朝将南宋太学一分为二，东边是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署，西边是西湖书院。肃政廉访司有权查勘全浙西道各级官员的工作记录，训斥违纪违法（“照刷诸司文卷，责违慢官吏”）。至正二十八年（1368），也就是元朝完蛋的最后一年，新任副使臧孟祥深知危难，第一天就在雪白照壁上挥毫写了：“净洗眼睛，紧缚肚皮，硬竖脊梁，牢立脚跟。”

    佥事（办事员）董师谦为阐发臧孟祥精神，又写三字经一首：“这眼睛，照瞻镜（如同堂前镜子），照见谁？穷百姓。所嗔谁（对谁怒）？奸贪佞，看不错，定定定（看准了就定他的罪）”。“这肚皮，长忍饥，众肥甘（他人吃山珍海味），我糠糜（我甘吃粗茶淡饭）。将军腹（将军肚皮的人），宽十围，贪以败（一旦贪污事败），脂流济（也得流淌而去）”。“这脊梁，铁铸成，广平骨（有气骨），汲孺身（对百姓和乐相亲）。曾强项（增强我的倔强），批逆鳞（敢指责权贵），肯折腰，揖贵人（那肯折腰侍奉权贵）？”“这脚跟，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实。幸门里（权贵宠幸人家），拽不入”（见《万历杭州府志》）。

    这时的臧、董，针对的还是蒙古权贵的腐败，并非法治的意识。西侧的西湖书院设立，也是为官吏、仕人的品行提高。但南宋太学遗留设施的利用，譬如二十余万片的书版遗留，一百多种书籍，也使得西湖书院的硬件，在全国堪称一流。短命元朝，至少，部分官吏是有一定的醒悟；至少，在浙江也曾有过崇法的一抹亮色。不过，局部替代不了整体，要不，元朝也不会这么快玩儿完。

    3 对当年戕害岳飞的“莫须有”罪名，醒悟是必然的

    明朝，肃正廉访司署改名按察司署，一个正三品的衙门。除了主管全省的刑事勘察、审议、驿传（官府与中央，省与省的公文传递），还沿袭了元朝肃政廉访使的弹劾权。

    姚靖的《西湖志》说：一省的布政使可以称“使”，但按察司只能称“司”。而全省各道的分司也称“司”，而且与省里按察司的官印大小、尺寸都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盖按察者，各行其权”，而不是“（听）从上官”。这就是说，每一个地方的按察司，不论大小，都可以和中央保持直接联系（“实封上达”）。这也可看出，明朝多少有了一点司法应该独立的意识。

    机构称“司”，职务称“使”，但不少的史书也是写混的。譬如当时的《嘉靖仁和志》与后来的《康熙仁和志》。专制下的司法意识，总体还是模糊得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出在按察司大院，那就是永乐年间的浙江按察使周新，史载他“多异政”，也就是异于他官，至少审案不重在狠打屁股的逼供信。

    大凡一个人自以为是淤泥中的白莲，“臭脾气”就多了，对上少了阿谀，对同级少了礼尚往来。周新也是，时称“冷面寒铁公”，“刚正不阿”，朝廷派阉党纪纲来考察了。纪纲是锦衣卫指挥，相当“中央秘密警察头子”。周新没讨好他，被诬陷“专擅”，押解到京。永乐帝倒很重视，亲自过问。此时的周新只要有一点诚惶诚恐，或许永乐帝会开恩。哪知周新自恃刚正，大喊：“在内都察院，在外按察使，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恶，奈何罪臣？”

    明成化十年（1474），浙江按察司大兴土木，按察使戴洪将南面的民居迁徙一空，开辟一路甬道直达长生街，重筑大门、二门，又翻建了后堂。所以，《康熙仁和志》说：“明建臬（按察司）署，基址甚广，后稍迁而隘（逼仄）”。这一说法，是因为旗营城墙的建造，使得按察司衙署被迫缩小。这也可看出，当时旗人的特权，以及汉人按察使的“汉不治旗”的权力范围。

    据说雍正二年四月，汉人甘国奎在上任浙江按察使前，雍正帝找他谈过话，甘国奎任职后格外谨慎。当时的按察署衙门，除了破旧，人在办公时还得担心什么时候会倒塌下来。因为所有的前任，在这一座明时的官署里，都不敢大张旗鼓地整修，怕有铺张之嫌，无法彰显“整纲肃记”。

    房子破烂得实在不行，甘国奎胆子一大，进行翻修。但他还是立了碑文，将那些劝他翻建的话，一一写在上面，说这都是“杭郡魏守等”向我进言的。他们说，按察司怎么说都是天子注重的地方（“钦恤之所寄”），这种地方不搞得漂亮，有损国家形象（国体亵，宪威渎）。甘国奎这么写，就是怕说他纲纪不整。

    到了晚晴，司法独立的意识越发明朗，并提上议程。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曾向三岁的宣统帝上呈过一份“修正宪政逐年筹备事宜折”，其中就有设立行政裁判院的设想。这也是“新政”的一部分，立宪派要求参照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变革专制政体，以整合过时的国家机器和朝不保夕的政治权威。这一种司法独立的设想，在浙江，经巡抚增韫的推动，付诸了。他在按察司署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崇尚新法的红楼。

    这一切的一切，冥冥之中，似乎在贯穿一个暗示：“武穆报国之诚，齐光日月，古人以其宅为臬署，或者其有意乎？位此堂，绳愆（过失）纠谬，是其职也；激浊扬清，是其任也。”用白话说：岳飞赤胆忠心，光照日月。前人以其宅为按察司署，难道不就是有意在提醒为官者对法度（绳）的彰显？明人吴允嘉顿悟到这一点，将此写进了《武林石刻记》。可见，对戕害岳飞的那一片小纸，对专制下的“莫须有”罪名，醒悟是必然的。

    4 民国的省高等法院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建成的红楼，是一座有拱券式落地门窗，巴洛克门楣雕饰的清水红砖建筑，在晚晴的杭城中鹤立鸡群。挂出的“浙江审判检察厅”，也显示司法在向近代的检察、审判的独立体系，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12年9月，红楼挂出“浙江省法院”牌子，“审判厅丞”改名法院院长，有了监察、审判的分设思路。不过，北京的袁世凯政权还是念念依旧，12月22日，司法部致电浙江都督，认为“浙省似未便独异。希饬令（希望告诫）该厅长官，从速依法改组，以归一律”。1913年3月，红楼又挂出“浙江省高等审判厅”牌子。法院依然只是行政的附属。

    但浙江对于司法独立的思考和行为，还是开了全国先河。可惜，当时的国人，对于法治，“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也说到这一点。民初以限制总统特权为目的的议会，最终从纸上的摆设成了“妄议”的罪名。1913年9月，投靠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把来不及逃走的省议员许祖谦、任凤冈一一逮捕，直接命令“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判处刑处。

    北洋政府垮台，南京政府建立，“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又改名“浙江省高等法院”。同地办公的还有“杭县地方法院”。后来的二十年，它们一同见证了民国的倒台，也成就了门前一条由东往西的“法院路”。1930年的杭城地图上，此路又成两读，现在的延龄路往东，叫“法院路”；往西，叫“性存路”。“性存路”是纪念律师出身的阮性存先生，他在担任浙江省司法厅长时，去世在红楼这座法院内，他也是一个孜孜于司法独立的先驱。

    此时，政府依然视法院为属下的一个部门，地方势力也习以为常地视法律为儿戏。1964年拍摄的电影《血碑》，说的是1930年，一个林姓山民为当地县司法对山田判决不公，到省城杭州、京城南京，打了一场旷久的官司。其中“省高等法院”内主持“法律公道”的巫推事，在院长的口中，是一个“标榜民权，提倡法治”的新派。法院券门所象征的新派的权威与专制阶层的劣根本性，也确实是被陈述扮演的巫推事表演得入木三分，也让林姓山民在庭审中看到“公道”的胜诉。但权贵势力的插手，司法的腐败，最终使得林姓山民妻死子散。这是一个时代的电影演绎，但《血碑》中另一个主人公吴老爷的一句“舆论说话了，太太”，也揭示了推动法治h的另一种力量。

    据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发生在临安於潜。在杭州拍摄“告状”场景时，因法院路、延龄路的拓宽，旧“省高法”楼已面目全非，最终借用老圣塘路某机关的券门。这也是民国的杭州市政府遗留，那范围，就是现在湖畔居茶楼一带。

    5 那一片念想

    1949年的杭州市人民法院，就在红楼。“天平帽”没了，旧《六法全书》废了，法官是二十多位南下的军人，黄土布服装，粗布绑腿，赤红五星。留用的十几位旧法院职员，也以土布军装为荣，他们大多是进红楼不久的大学法律系学生。院长是山东南下的刘季青，此前当过冀鲁边区渤海区二专署副专员。

    那时，识字不多的贫民只要在香烟壳上写几个有冤屈的字，法院都可以受理，不需要《血碑》所说的规格呈状。据说，这种香烟壳状纸也有归档保存下来的。红楼日夜通明，进出如市，时代最强悍的司法语言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年红楼门口有两张告示一度轰动杭城，一张是对“三霸”“五虎”“一百零八喽啰”的公审；一张是对前朝在押的汉奸、杭州维持会长王五权的死刑判决。

    1950年12月10日，杭州“镇反”的第一场公审在玉泉的浙江大学广场举行，当杨松山、杨继震、郦哲庭“三霸”被宣布“绑赴刑场，立即执行枪决”时，全场震天的口号足以表明民意左右法律的力量。1951年下半年，杭州市法院迁到环城西路，红楼的法院使命，就此结束。

    为写此文，我再次来到红楼，尚剩半壁的建筑如今是“杭州城市建设陈列室”，牌示“周一休息”。那天周六，保安不嫌其烦地告诉带孩子前来的家长：临时停电，不能参观。我凝望，宽敞的二楼厅堂，巫推事似乎正在众多的旁听席前主持庭审，被告律师在苍白无力的抗诉。旧法律虽然虚伪，门面还是做足的。

    看旧照片，如今的红楼只是旧“高法”的五分之三，东边部分在延龄路拓宽时被拆去。以前在二楼的门厅上方，有一座高大的帽状建筑装饰，正面圆突部分，嵌有镜面似的金属，有人说是锡箔、银箔，或者白铜。虽然苍白，多少有一点“明镜高悬”的榜示。

    我去找“孝女井”，十年前我在那一段人行道的绿化丛中看见过这井，井圈不大，接近地面，大理石铭牌还是有的。我在斜风细雨中沿228至298号那一段人行道走了两遍，绿化丛也细细探望，不见了井。惆怅如寒冷不绝的雨丝。好在孝女路还在，多少给了我一个岳府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