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们这代人说起屈原和李白、但丁和歌德尚且能滔滔不绝，但是要说起灯谜，包括《红楼梦》中的行酒令等，那完全是一窍不通。这让我想起一百年前的文人墨客，他们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但他们的根却还是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所以文人还像个文人的样子，至少他们还是时时抬起头来望星空看花灯的。

孙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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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诗无论是欧阳修写的还是朱淑真写的，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元宵节就是情人节，是约会的好日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大家闺秀也可走出闺房去看灯。看灯从来都是一个借口，就像今天男女约着去看电影，那肯定不是为了看好之后坐而论道，而是要向电影学习，尤其是向爱情电影学习，人家在电影上可以这样那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古人借着看灯猜灯谜来谈情说爱已是常态，那我们能在元宵节干些什么呢？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干，那就是抬起头来看灯去，而不是低下头来看手机。手机也是要看的，把灯拍下来，发到朋友圈。

这些年城乡已经禁放烟花，这是百益一害的事情，这“一害”就是女生在听到花炮炸响时不会往你的怀里躲了，她们渴望惊吓又害怕惊吓，也正如未婚之时最怕过年，因为过年要大一岁，走亲访友时都要被问到“个人问题”。

个人问题从来不是个人的问题，前几天几个朋友走在山道上，突然说起这样一个话题：你到底要一具幸福的皮囊，还是一个高贵的头颅？

这个话题，比抬头看灯望月还是低头玩手机要来得形而上，且也有可能是个伪命题，不过这也让我想到另一个话题，这个传统的过年到底是过一种物质的年呢还是过一种精神的年？

以前我们说过年是小朋友们高兴，因为他们又大一岁了，他们可以扔花炮拿压岁钱，而且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但现在据我观察，孩子们在过年期间好像还背着个无形的书包，或者说那几天里他们也可以捧着个手机打游戏了，这在动车和地铁里已呈比比皆是的流动风景，正如也还有不少孩子年初四就走在去培训学校的路上了。

是啊，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年的物质性可能会渐渐过渡并演化为精神，但是物质就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可以烫头染发，但不可能提着头发往上飞。因此说到底，这年过到要闹元宵时，我们会感慨又是一年过去了，抽筋抽骨头的日子又要来了，这就是北岛诗歌中“结局或开始”这一命题的意义所在，让结束轰轰烈烈，这新的开始便也就有了光的指引，因为不管在人群中有没有人多看了你一眼，这一眼首先得有灯的照耀才能完成呀，尤其是在人约黄昏后的日子里。

我注意到在传统的小说和诗词中，元宵是排名极为靠前的高频词语，一部《红楼梦》如果没有猜灯谜的描写，或者说如果人物没有在观灯时埋下的梗，那这故事真不知道怎么发展了。而从中国古典诗词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情人节一年有两次，第一次是七夕，有情人是必须要相会的；第二次就是元宵节，未定情的春心萌动的在这一天是要出来寻寻觅觅的，青年男女可以借着观灯的机会把心上人给多看几眼，特别是女的不仅仅只在闺房中写怨词，也可以走上河坊街来约会有情人，因为这一天既有月，又有灯，双重的指引必让人走出黑暗，即使这一天没有月亮，那在心中也会升起一轮明月。

这可能是传统的元宵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对年轻人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年轻人都要过了元宵之后才返城，因为他们需要在老家闹上一闹，包括像“三月三”一类的节日其实都含有相亲的元素，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对元宵和灯会一类的事物似乎是渐渐淡了起来，因为他们宁可一手奶茶一手手机，好像捧着一只手机，那什么节日都可以在那里面过了，包括收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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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宵节为结束标志的春节，总给人有一种恍惚之感。因为世界在某一个早晨突然又热闹起来，这个早晨可能就是大年初七初八的样子；也正如这个世界在某一个夜晚突然清寂了起来，这个夜晚往往就是大年二八二九三十那几天，特别是禁放烟花之后，年三十这一天从下午开始，城市变得空旷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时一脚油门下去，好像能过万重关山。

过年就是这么有意思，这个从农业社会延续下来的传统佳节，维系了中国人千古不变的习俗和情感。就说习俗吧，我从一本1928年出版的《北平歌谣集》中看到一首叫《老太太》的歌谣，写的其实就是过年的习俗——

老太太，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眼看就到二十三。

二十三，糖棍粘。

二十四，扫房日。

二十五，炸了烙炸炸豆腐，

二十六，调了猪肉调羊肉。

二十七，杀了公鸡，宰母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首。

三十晚上，坐一宵。

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首歌谣借老太太来说过年，它写到大年初一就煞车了，我特别喜欢“扭一扭”这一句，看来跳广场舞一百年前就有了，不过如果让我来写，那一定要写到“正月十五，闹一闹”为止，因为中国人非要过掉正月十五才真正收心收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也要从正月十五之后踏上返城路，虽然人人都承认习俗也在改变，但不可否认，有不少人还是以亲情为重，不图早出来的七天八天，还是一定要在家里吃过元宵或跟心上人甜蜜蜜之后才出来，因为这个时候心里才定了，算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盏花灯。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那一盏灯，正如自己出一个灯谜让大家来猜，这就有了参与感。参与感是节日的一种必须，包括家人在包饺子时你用手机拍下来那也算是一种参与吧。我记得在女儿读小学二年级时，老师布置在寒假里要做一盏小花灯，于是全家总动员，就是为了能点亮小花灯。也是在那一年的元宵，我也带着女儿去“闹”了，与其说是闹，不过说是寻觅，寻觅女儿她们学校的花灯到底挂在哪里，她做的那一盏挂在哪里。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参与感，因为你平时在电视上看什么大型比赛和演出，那可能还会嫌人家水平低不精彩，但是我看到女儿和她的同学制作的小花灯就会特别来劲，包括猜灯谜这样一些老少皆宜一点就通的活动，我也在人山人海中钻来钻去乐此不疲，同时心中还有双重的紧张，一是怕女儿走丢，大手牵小手；二是心里在算计着那谜底，算计着牙膏牙刷一类的奖品。老实说我们这代人说起屈原和李白、但丁和歌德尚且能滔滔不绝，但是要说起灯谜，包括《红楼梦》中的行酒令等，那完全是一窍不通。这让我想起一百年前的文人墨客，他们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但他们的根却还是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所以文人还像个文人的样子，至少他们还是时时抬起头来望星空看花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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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元宵，抬起头来看花灯。

去年我去杭州的近邻海宁观过一次灯，那是著名的硖石灯彩，那一次还是全国性的灯展，包括有来自四川自贡的大型灯彩，那真是大开眼界，因为有的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扎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而是要一个团队扎上经年累月才能完成，而且不少都是非遗项目，但仍有令人惊喜的创新，有的灯彩的效果有传统国画和油画的效果。是的，今天的机器人都可自带光彩了，就像前几天平昌冬奥会上“北京八分钟”上亮相的那两只大熊猫，它们的原型还是木偶和花灯，那都是来自最传统的民间工艺。所以我以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早已经不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语境了，而是说我们能够把属于自己的那一盏灯做得更好点、更有光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闹过元宵之后就可以收心了，读书的去读书，干农活的去干农活，做手工的去做手工，不管有没有找到心上人，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出发吧。

这个出发是有灯的照引和牵挂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走得多远，我们还是要回到出发的地方，那里有一盏为你点着的灯。

这让我想起王阳明的一句诗，“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这何尝不是一种辽阔而明亮的心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