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边杂识 缪哲 

    “摩揭陀国王频（一个田，一个比）娑罗欲优礼佛陀，遂遣人为寻觅一佳处，供他与从者隐修；按国王的想法，它离城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可便于往来，俾众人皆得瞻礼；白天人不要太多，晚上没有噪动；无尘扰，寡轮鞅。”

    这是约翰·马歇尔著名的考古报告《桑奇遗址》（1924）的开篇。它所散发的情致与温暖，是罕见于今天的考古报告的。在约之同时的、然较之为业余的考古报告中，又有更个人化的笔触。

    略知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工作的内容，是与其他历史分支绝然有别的。如我从事的艺术史行当，人称是armchair scholarship(书斋里的学问)。所以称“书斋”者，是这工作多在脑子里进行，无甚社会行为。考古则不同。挖人的庄稼，要给人补偿；刨人乡贤的坟墓，则须有感情的安慰；挖掘亦非土行孙行地，可一人承担；工作又非一日可就，携妇将雏，不光专业不许，也苦了妻儿。这样考古者的工作，便介于村调解、包工头、野行者与人文学者之间；其所牵涉的人际协调、社会组织及二者所带来的书斋外的经验与感受，是其他学者不易想及的。

    郑嘉励的专业领域是宋元考古，稍及明清。由于此时期文献记载的发达，考古的意义，便远不及早期的重要；兼以宋代之后，江南不复为政治中心，社会亦趋扁平，故郑嘉励所做的发掘或调查，便多是村野小墓，实未尝有惊天动地的发现如罗塞塔石碑或良渚的城址。因此，这书吸引人的地方，原不在题材之显赫，而在叙事之得宜、文字的有致与文间弥漫的人世情味。

    现代考古工作的工程化特点，往往泯灭人对世味的感受。郑嘉励为辅助发掘，颇留意地方的掌故，对方志与乡邦文献，又尤所用心。而这些，乃近于现代考古兴起前的古物学家的志业。故由文字之内容，推考其学术性格，似介于现代考古学家与古代古物学家之间，宜其文字有致，必为普通读者所乐读了。

    （注：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