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郑嘉励/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第1版

摘编/图根

“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这是个粗鲁的问题，也是个深刻的问题，我愿意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求索。

夫妻，是家庭的首要因素。说合葬，首先是夫妻合葬。

考究一点的南宋墓，多为夫妻合葬墓。双穴并列的长方形墓室，夫居左穴，妻居右穴。比如赵伯沄夫妻合葬墓，砖椁石顶的双穴墓室，男左女右，中间以隔墙分开。

有的隔墙上开有“小窗”，夫妻的灵魂在地下由此相通。苏轼《东坡志林》称为“同坟而异葬”或“同垅而异圹”，是“最为得礼”的夫妻合葬形式。夫妻死有先后，葬后死之人，如见先死之人尸首腐败，恐伤孝子之心，两圹之间开小窗则能满足“彀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要求。同坟或同垅（垄），坟或垄，本义指墓上封土，即两圹同戴一个封土。

有的左右两圹，略有高下错落，夫圹较妻圹高出一头，如龙游寺底袁墓例。墓室左右并列，表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而“左高右低”的位次安排，又不失男尊女卑的分寸，宜乎其自诩为“最为得礼”也。

——《寻墓记》

盗墓之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何以见得“于今为烈”？古人盗墓，只图金银财宝，西汉土坑墓里常见的坛坛罐罐、鼎盒壶瓿，大概不入法眼。而今人不同，凡经他们光顾，墓底如同经过大扫除一般，纤尘不染。现代人说，坛坛罐罐也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各种价值，归根结底，都是经济价值。

如前述，生土坑容易被发现。绍兴的盗墓风气，历来较湖州兴盛。1998年，我在湖州杨家埠发掘西汉墓地，墓葬大多完好，工地结束，出土的坛坛罐罐，层层叠叠，一卡车拉不完。2009年，为配合绍（兴）诸（暨）高速公路建设，我在绍兴平水、栖凫等地发掘战国至西汉墓地，墓葬数量不少，文物只够装一个蛇皮袋——多年以来，当地盗墓猖獗，覆巢之下，古墓几无完卵。

——《盗墓笔记》

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父亲史弥忠去世。按礼制，史嵩之必须辞官，居家守孝，丁忧三年，实为两年七个月。宋理宗正在用人之际，执意挽留史嵩之，要求他“夺情起复”。就是这件事，断送了史嵩之的政治前程。

世事本无绝对的是非可言，如果大家都认为三年守孝是合理的，那么，它就是合理的，否则就不是孝子。好比大家认为女人生来就该缠足，男人生来就该读“四书五经”，只有身体残疾的女人才算性感，方能嫁入豪门，只有精神残疾的男人才算文质彬彬，方能跻身仕途。那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大家以为天经地义就好，欧洲人不通儒家经典，照样建设他们的现代化。

缠足也许真的别有风味——只是天足为什么就一定不美，或者认为只有天足的女人才美。可惜，历史上很少有敢于这样设问的人，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只能这样生活而不能那样。思想的萎缩，就是生命的萎缩，也许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天足的女人，为什么不美？谁能告诉我。离题了，回到史嵩之。

——《史嵩之墓》

南宋权相史弥远，也是庶出子，生母周氏葬于鄞县福泉山王坟畈，距离史弥远生父史浩墓甚远，生子显贵如此，也无法改变庶母的名分；南宋时期“母子合葬”的例子，通常只限于庶出子与生母之间，除了母子情深，主要原因是身为“侧室”，无缘葬身家族墓地的中心区域。丽水县出土南宋《王琮生母潘氏墓志》，潘氏弥留之际，与王琮约定“生与吾儿相依，死而同葬，勿相违也”，正是庶母与儿子的对话，其情可悯。

妾，人身依附于主人，这一点与依附于帝王的臣僚高度类同。古汉语遂将“臣妾”二字连属。傅斯年先生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著名报人王芸生曾评价，“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妾之命运》

凌晨3点，考古队全体人员在雷峰塔遗址现场合影留念，发掘至此结束。

夕照山下，我们打点行装。曹所长宣布发掘人员明天休息，反正可以恶补，我竟然产生了彻夜狂欢的念头。在车上，我才意识到刚才的冲动，我有点困了，迷迷糊糊，不知身在何处。我猜想，一定是发掘后半程碌碌无为的缘故，因为始终坚持坑底作业的同事，毫无倦意，一致呼吁找一家餐厅，等待黎明。

凌晨5点，我们走进一家位于湖墅南路的永和豆浆店，一进门，我们就夸他们24小时为民服务的精神，说人家肯德基、麦当劳也办不到，归根结底，还是大饼油条的中国传统文化靠硬。服务生被夸得高兴，说你们不就是电视中的人嘛，昨天的雷峰塔地宫发掘直播真好看，老祖宗真厉害，归纳起来，也就是中国文化有魅力。我们也被他们夸得高兴。

凌晨6点。回家，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电视、报纸上全是地宫发掘的消息。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说，孩子从事着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至少在今天是这样的。

——《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

展览的最后部分，集中展示的窖藏文物，金银器皿，光怪陆离，绚烂之极！我们再也看不到古人野蛮杀伐的战场，所有的苦难，被时空压缩成一个个华美的瞬间，推到我们的眼前，如此残忍，如此美丽。

历史的底色，深沉而悠远。在历史面前，浅薄的调侃，廉价的抒情，是不妥当的。眼前的一件件文物，它们曾经的主人，最初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最终是一个个苦难的往生者，化为尘烟。

惨烈的战争，以南宋失败而告终。展厅的尾声，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墓志拓本。南宋有国153年，从宋高宗的颠沛流离开始，以文天祥的壮烈殉国结束。

——《南宋：一个王朝的背影》

再后来，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破门而入。国粹的铜镜，终于不敌舶来的玻璃镜，渐渐败下阵来。玻璃镜取代铜镜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是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讲了个故事，耐人寻味。我的文字当然好不过先生，干脆照抄原文，以飨诸位：“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好解释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老先生又带上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汪曰桢，浙江湖州人。湖州是宋代以来重要的铜镜产地，湖州石家镜，风靡海内外。湖州本不产铜，据说城内的苕溪水，适宜铸铜，故而铸镜特佳。明清以来，继之而起的湖州薛家镜，依然名满天下。也许是这个原因吧，爱乡情切的汪先生在《湖雅》中“带上国粹眼镜”，说出一番离奇的话。历史越悠久辉煌，留给后世的包袱也越重，在新时代到来之际，越难以轻装上阵，迅速转型。——《古物丛谈·铜镜》

杭州宋元墓志稀少，最不可思议。除了早年半山出土南宋初的外戚《韦谦墓志》、杭州苗圃出土的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墓志》等个别例子，几乎乏善可陈。位于杭州孔庙的“杭州碑林”，以收藏“南宋石经”著名，新中国成立后，也兼收杭州及附近地区搬来的墓志碑刻，几乎也见不到本地出土的宋元墓志。我们只要稍稍读书，可知西湖南山、北山及环湖诸山，南宋时期曾是许多显贵人物的葬身之所，湖滨的柳浪闻莺公园，曾为元代穆斯林墓地。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西湖之滨，环湖诸山，表面上看，山明水秀，岁月静好，其实在历史上，西湖周边的“陵谷变迁”极其严重，绝大多数的古墓，也许在清代以前就已破坏殆尽。此为杭城墓志稀少之由吗？我猜想。

——《访碑札记》

真正的幸福，也许就这么简单。西哲有云，幸福的本质，就是欲望的暂时满足。如果老人的欲望，就是守在家乡跟他的小木船朝夕相从，那么我确信，当年的他应该就是幸福的。

我的猜测是对的。离开山村前夕，我们到江边与他道别，老人用手指在飞云江中蘸了一点江水，在船板上写下大大的两个字——永嘉。这是告诉我们，山村淹没后，他将迁往永嘉，乡亲们散伙了，小木船也带不走了。我看到他伤心的模样只有这一次，茫然无助的眼神，真的会说话。

匆匆一生经过多少容颜，有许多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走过，一掉头就忘了。我至今记得摆渡的老人，在那个偏远的地方，他曾经幸福的生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做一个幸福的人。

——《这些人，那些事·摆渡人》

我现在回忆往事，只是觉得当年的想法过于功利。如果有可能，我应该只为自己做点有兴趣的事，至少把那篇未完成的《冠军帖》文章做完。其实，吴老师更推崇怀素，尤其是王羲之，他都用毛笔，一一演示过。

吴老师去世后，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册《吴孙权书法艺术》，内里附有几张书签，其中一张是他的硬笔字“王羲之书法天下第一”。

这是他的临终绝笔。那时候，吴老师已不能开口说话，至大苦痛，至生离别，他奋力索来一杆笔，用尽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气力，留下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竟然是——王羲之书法天下第一。

——《去者·吴孙权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