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

    开放的中文，从来不拒斥外来文明，它张开双臂，拥抱外来语言，外来思想，并且吸纳到中文的体系里。无论从和合本《圣经》，从西方典籍的翻译，还是从1949年后对于马列著作的翻译，都为中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能量、新资源、新表达。

    好中文的样子，就是汉语不断自我演化的样子。

    明年是鲁迅《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我们有必要沿着时间线，讲讲白话文运动、经典翻译活动，以及社会变迁和认知科学发展，如何共同推动汉语不断发展的美妙历史。

    文/王佩

    1，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汉语，不是偶然的产物，它根植于古汉语，同时大量吸收翻译的营养。按照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奥地利学者雷立柏的观点：“现代汉语是一个相当年轻的语言，这个新语言不断利用欧洲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和比喻来丰富自己。古汉语是一门充满诗意的、模糊的、缺少公认定义的语言，而现代汉语则是一种具有明确定义的语言，是一种很有效的媒介。它能传达技术知识，也能探讨最深邃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是漫长翻译工作的结晶。”

    近代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汉语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一是新的概念事物越来越多；二是静态社会变成流动社会,人们交往增加；三是媒体的崛起；四是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开始出现；五是政治动员和宗教传播的需要。这需要中文必须敞开以前的封闭系统，进行改造。封闭系统有个优点，就是人们一旦进入这个语境，就可以很快地解码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比如，四书五经，乃是科举必须，读书人接触到任何与四书五经相关的内容，哪怕不理解，也能勉强解码。然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变化的社会，信息膨胀的社会，让大家无所适从了。

    例如，20世纪之初，演讲之风日盛，不光是留日学生，国内热心改良的士绅，也开始提倡演说。1904年，秋瑾撰写了《演讲的好处》，称报纸之外，“开化人的心思，非演说不可。”

    这个时候，必须有一种，分词明显，语义清楚，让人们能够便于理解的语言出现。尤其是到了晚清以后，随着教堂的广布，广播的诞生，人们的语言交流也多了起来，书面语必须符合听觉的要求。

    现在问题来了，由于传统的汉语是单音节的， 一字一音，一字一义，在声音传播上吃了大亏。如果用传统简约的以字为主的文言文来传播，那势必会造成大部分人听不懂。如果用简约的官话，也会出现人们难以解码的问题。原来，人类在倾听语言的时候，并非是听到声音之后再头脑做处理，而是对方声音没说出来就在大脑中进行预处理。人们会根据谈话的语境， 出现的提示词，来迅速预测判断下面对方将要说什么，这样才能听得懂。

    近代以降的翻译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现代汉语三个阶段。最早无论是外国传教士麦都思翻译《圣经》，还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用的都是文言。文言化的翻译，根据难易程度又细分为“深文理”和“浅文理”。后来随着白话文（当时还叫“官话”）取代文言文成为大势所趋，1890年圣经公会在上海召开宣教士大会，决定推行合一译本，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官话和合译本》，后来最后一种流传下来，就是今天华人基督教会普遍仍在使用的《和合本》。

    汉语引进西方语言的复杂表达方式，吸收各民族语言精华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在《圣经》的中译中，传教士生怕中文读者看不懂一些隐喻，准备将隐喻改成中文里固有的说法。在一次翻译会议上，针对传教士要把圣经中的比喻换成中国人习惯的说法， 一位中国助手说：“你们以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欣赏这些比喻吗？这在我们的书里随处可见，新的比喻必会受到欢迎的。”助手的话是很有效果的，因为在圣经翻译会议中，中国助手拥有投票权。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代罪羔羊”、“披着羊皮的狼”、“迷失的羔羊”、“眼中瞳仁”，都是和合本翻译过来的。《官话和合译本》反过来又对白话文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语词进入主流汉语中，例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被鲁迅先生写进了遗嘱（鲁迅遗书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2，

    谁也不否认，古汉语是一门优美简洁、充满诗意的语言，尤其是在方言众多的中国，起到了传承和交流文化的作用。但是这种语言也有很大的缺点：粗粝、模糊、缺少公认的定义、带不动复杂的句子成分。关起国门来在自己家里玩玩四书五经还没什么问题，但一旦与异质的语言相遇，问题就来了。尤其遇到分析性强、定义明确、追求精确的印欧语系时，古汉语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汉语必须进行艰难的重生与改造。鉴于古汉语比较笼统，为使汉语表达起来精密而不啰唆，这就需要一种富有弹性的、能松也能紧的现代汉语。此时白话文终于派上了用场。假如不用白话文，哲学和科学典籍的翻译只能依稀仿佛，无法做到精确，顶多能做到严复那样的“达旨”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当时的官话以及旧小说里的白话文是不能直接拿来用的，需要引进词汇，引进语法，树立规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改造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五四时期到1949，二是1949到当代。

    现在很多人对台湾学者的文章和翻译称赞有加，认为他们继承了中文的正脉。还有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王太庆说，1949以后，中国组织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这个机构虽然以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对象，不翻译其他典籍，却以译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翻译的样板，为译者们不得不考虑和借鉴。我们拿出五四前后、1949前后，还有今天的译本一比，就可以看出差别之所在。就拿《共产党宣言》来说，我们举一头一尾两个例子。比较1938年版本和1997年翻译的版本，可以看出差别。

    “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踟蹰着——共产主义的巨影。”（1938版）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972版）

    “无产者在这（指革命。译者）里面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再没有可失的东西。他们将得到整个的世界。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1938版）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72版）

    如果详加比较，就会发现民国时期和建国后的翻译文气相差很大。前者要么太随意，要么不够朗朗上口，符合民国时期白话文的特点，后者则紧凑铿锵、气势磅礴，适于在公共场所朗诵和宣讲。

    3，

    这毫不奇怪，因为民国时的翻译是陈望道、成仿吾等人单打独斗，马列编译局成立之后，人力配置升级：有主译、副译、校审员、助理校审员、资料员、修辞员分工负责，紧密配合；室主任参加校审；局长、副局长亲自定稿。有时为了一段译文，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讲到手表手工工场时，列举了制造钟表的各种分工。由于钟表工艺的发展，现代的钟表工厂早已没有那么多的分工，就连钟表技术人员都对书中所说的情况也不明白。但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为了追求准确的译文，就四处寻找修理钟表的老师傅和熟悉钟表技术发展史的专家，才把这些分工的确切称谓准确地翻译出来。于是有了下面的译文：

    “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变成了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轮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圆柱形擒纵机构又有圆筒工、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

    在王太庆这些翻译家看来，港台现在的翻译感觉译文陈旧，王太庆说：“主要是由于那些地方缺少了解放后的改造。”他还说：“即使在今天，还有人总是发思古之幽情，在文章里夹点不通的假古文，一味博雅，拿来吓唬小青年。”

    开放的中文，从来不拒斥外来文明，它张开双臂，拥抱外来语言，外来思想，并且吸纳到中文的体系里。无论从《圣经》，从西方典籍的翻译，还是从1949年后对于马列著作的翻译，都为中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能量、新资源、新表达。

    好中文的样子，就是汉语不断自我演化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