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谭》自始至终充斥着的一种张力，像是两种极端体验在文本内部不断胀裂、冲撞、对峙：整体虚妄的故事框架与局部逼真的日常生活，去智化的叙事话语与幽深洞彻的哲学意蕴，荒诞不经的叙事风格与内在的悲凉品质。

    在这个非常传统，甚至依稀可以听到说书人腔调的名字下，《中国奇谭》的内核却是非常现代的。在后记中，作者提出了他所想象的小说的可能性——“新虚构”，这个话题也可以看作是切入这本小说集的一个关键点。

    全书十二篇小说都以超凡的想象力虚构了各自的世界：落魄诗人与成功人士互换灵魂（《换灵记》），文学院教授被雷劈中穿越回唐朝（《归唐记》），帝都白领与死神成为挚友（《神友记》），少年因疯癫被狱警父亲关进了监狱（《石囚记》），死亡经纪人在黑屋中写下回忆（《劝死记》），作家爱上了自己创作的人物从而修改了结局（《虚爱记》）……这里的种种虚构不再是某种功能性的背景，而是成为一种进入“更高的、纯粹的思维层面（后记）”的方式。正如冯梦龙所言，“事赝而理亦真”，情节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被果断搁置，让步给对真实“生存本质”的追求。

    这种虚构不是为了建造一个精美的外壳——事实上，很多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往往迷失在这种追求中——而是为了把生活粗粝隐秘的里子翻出来，为了让这世界现出狰狞残酷的本来面目，为了把平凡卑琐的主人公推到一个极端的境地，不断逼近他们内心黑暗的深渊。小说中主人公的境遇正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和现代人千疮百孔的身体和心灵。

    所以，得到成功人士灵魂的诗人并未走向人生巅峰，而是逐渐失重，最终坠下高楼；穿越回唐朝的教授并没有和公主发生爱情，而是耽搁在长安附近的小村庄十年后回到当代；被拆迁机器轧成植物人的小职员并未得到应有的补偿，而是在年复一年的静默中成为永恒的“旁观者”……每当神奇的想象力即将失去控制，滑向轻松、滑腻、平顺的类型化叙事时，作者都抵制住了诱惑，让叙事旋涡永远指向人的内心，指向对人类生存本质的叩问，这也让这部“志怪”小说集闪烁出了某种存在主义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