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以谢姓为主的屯子，王姓能生根茁壮，本身是一桩很气度的事。当谢村还是被叫做“长胜大队”时，仅有的两个队的队长，都姓王，堂兄弟。那是四十八年前，我在黑龙江依兰县城七十里外的谢屯下乡，第一年夏收，小麦和亚麻，大丰。一个细粮，一个现钱，让全屯人看到了一年的幸福。

    不谦虚地说，一队的五个所谓“知青”，我算“勤劳”。夏收，队长对我的“奖励”，是固定跟一辆马车装小麦和亚麻，不是哈腰的割刈。不过，这要是摊上操蛋的马老板，那是比割麦、割亚麻都要挨累。仅仅装车、绞垛，我的技巧、臂力，完全不行。

    “马老板”之称，是早年对赶车人拥有马车的恭维，也是对走南闯北的阅历丰富的尊敬。我跟的这位也姓王，身板硬朗，说话利落得像一挥就嘎巴响的马鞭。他对我，总有一种长辈的欢喜。麦和麻的垛在田头渐渐尽去，我说放夏收假时，想去香兰农场看看同学。香兰和依兰隔了松花江，依兰亚麻厂离江不远。或许，是我向王叔打听过路。现在我已记不得王叔是否说过，交亚麻的那天，送我去。

    仲夏，黑龙江依然夜短昼长。凌晨，我被王叔那个读初小的儿子推醒，他说他爸要送我去县城，赶紧去他家吃早饭。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出了“知青点”时，差一点撞上了落地烟囱，亏得王叔的儿子打了电筒。

    第一次见面的王婶似乎没有客套的话语，笑着端上了大米粥，又将油饼在锅中摊了一张又一张。这是我到谢屯的半年中吃过的最可口的一顿饭，油灯昏暗，葱油的香气溢满整间泥屋。吃了一半，听到炕的一头窸窸窣窣，仔细一看，几个更小的弟妹躺着，小眼睛正盯着我的嘴。回想起来，这时的我，是有过喉间的哽涩的。

    年底，我没有回杭探亲。谁都说不清将来，我想只有抓紧适应。冬天来临，北风呼啸，雪刮得睁不开眼。那一天从“公社”邮局回来，天暗了，我抄近道。只剩豆秆茬的大田，白茫茫一片。我看到一只被放羊人遗留的小羊，一如我的孤仃，在风中颤抖低叫。我抱它掩入“知青”的黄棉大衣，回了屯子。这事后来被大队的通讯员写进了公社的广播，也许，这也是第二年我被“推荐”进了社办厂的缘由。

    春天来临，解冻的路面泛着泥泞与冰凌，去公社综合厂上班的日子到了。我抓着路边的樟子——那是一种带着树魂的细木栅栏——落脚慢行，去王家告别。

    转眼第三年秋天，我再次来到谢屯，告别王家，去了七台河矿务局。我翻过旧时文字，那天上在记着，王婶说你吃不了苦，就回来。在她看来，只有走投无路，才会下煤井。她怕我干不了。

    这一年过年，我在七台河桃山煤矿，自然回不了杭州。那时，所有“支边”人的父母，都靠火车托运生活品给远方的儿女，十公斤起托，运费便宜，时间缓慢。临近年底，翘首的我在井口的牌板上看到了邮包的通知。

    邮包中是一双布鞋，寄自谢屯。黑的鞋面，一针一纳的鞋底，糊着白边，厚实。想不起王婶是什么时候量过我鞋码的，一摸鞋肚，有一张十块纸币，我的心热得发堵。我去了信，我说我有八十多块一月的工资，当然，我没说包括下井费、夜班费。后来的回信落款是王叔，他说你王婶做这事也没和我商量，要过年了，她给孩子做新鞋，顺便给你做了。这信我一直保存着，“没和我商量”，应该指给我的十块钱。或许，王叔觉得拿不出手，屯里人的话，有点“寒碜”。

    年少时我做的梦全是将来，1979年秋天，我调回杭州，做的梦就全是过去了。通常是坐在北去的列车上，灯光摇曳，哐当哐当。醒了，还会后续。有人说，回一趟黑龙江吧，这梦会没的。

    2004年9月，我回了谢屯。后来，坐车北上的梦，还是有，但渐渐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