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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杭钢人
2017-09-13 09:27:52 杭州网

    仉家骅 口述 孙 侃 整理

 

    当年浙江钢铁厂的建设者用手推车运送建材

 

    关停后的杭钢集团半山基地一角

 

    仉家骅在病房里依然放不下书本

 

    仉家骅(后排右一)年轻时与家人在一起

    我的姓很怪,仉(zhang),这个姓可是有来头的,孟子的母亲就姓仉。我的老家在山东邹城,以前叫作邹县,祖辈在山东一直靠出卖体力谋生,后来到天津卖苦力。

    练过武的我父亲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那年,正好发生了辛亥革命,清王朝的武官当不成了,便在上海吴宫旅馆物料部谋了个小职员的活,主要管被子、褥子、枕头、棉花胎之类,工资很低,却要供养我们四个兄弟一个姐姐,加上爷爷和我父母,一共8口人。我4岁那年,疲惫不堪的父亲就中风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做了14年佣人来养家,16岁的大哥仉家驹在电影院做过售票员,在码头上扛过包,但家里人还是吃不饱,我那时一天的伙食就是一碗烂地瓜。

    姐姐很早就出嫁了,二哥读了初中后,跟了一个亲戚去学记账;三哥自找门路到一家袜厂做学徒,17岁时考取了国民党部队新组建的赴英学兵大队,去英国接收了英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两艘军舰,他参与接收的那一条就是解放战争时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三哥后来去了台湾。

    我大哥仉家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电影明星,是《钢铁战士》《停战以后》《怒潮》《千万不要忘记》《北大荒人》等重要电影的主演,因为嫌仉姓叫不响,便用谐音把仉改成了张,起了个艺名叫张平。

    大哥从小喜欢演话剧,在上海加入了左翼剧联雷电剧社, 1937年抗战开始前,又跟随地下党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了电影演员,直至1984年离休。

    七八岁的时候,我缠着母亲要读书,母亲说家里没钱,但如果你努力读书,每学期考到班上的第一二名,就可以拿到捐助。就这样,靠着这一点点捐助,我读完了小学,又读中学。

    1949年上海解放,18岁的我从上海民立中学高中毕业,再也没钱读大学了,便写信向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大哥求助,大哥回信说小弟你到东北来吧。就这样,我来到长春,插班进入东北工学院读书,读的是机械制造专业。

    我年轻时的模样很英俊,个子比大哥高。我从上海到东北后,大哥反复打量我,说小弟,你这模样其实应该干我这一行的,怎么样?不上东北工学院,跟我来玩电影吧。

    我说我想当工程师,实业更能救国。另外,拍电影免不了男男女女搂搂抱抱,这我实在吃不消。

    2

    由于国家需要实施“一五计划”,我们这批应届生提前到1954年1月毕业。在全系几百名同学中,有10名分配到10个大学当助教,而我竟被分配到清华大学! 到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机械设计教研组后,我担任了“大四”年级起重运输机这一课程,“大四”毕业的学生竟然教了“大四”!

    除了机械设计制造专业,我的另一项专长是外语。在清华时,校长蒋南翔说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不能掌握两门外语,就请你自己卷铺盖走人。高中时我的英语老师毕业于美国人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我们的是一口标准的美国音。东北工学院的俄语老师是沙皇时期某亲王的女儿,一口俄语说出来特别好听。到了清华后,学校专门从北京大学请来一位德籍女教授,来教我们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德语。这样一来,我掌握了三门外语。

    那时我已订婚,女朋友是我在上海时的邻居翁季芸,浙大化工系化学分析专业1954年毕业生,当时在冶金部北京钢铁研究院工作。

    她是翁同龢的曾孙女。翁同龢可是清朝廷的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还是同治、光绪两代的帝师。她的个性比较厉害,与那些不搞专业的领导特别合不来,1957年差点打成“右派”。我就与大哥商量,大哥说那你们离开这里,换个环境去。

    那时候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条件艰苦一点没关系。到处找信息,就知道了杭钢,那时叫浙江钢铁厂。浙江钢铁厂1957年开始筹建,那时还没有炼出第一炉钢。

    去浙江钢铁厂工作,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离开清华,这于我是多么的不舍!在教研组的欢送会上,教研室领导郑教授说,你执意要走,我们无法挽留,但你的外语特长在这里还没来得及用上,到了新单位一定要争取发挥,这与你的机械设计专业同样重要!

    其实,刚到浙江钢铁厂,外语特长一时还用不着,倒是改革开放后与外国同行交流多了,反而让我的这个才能用上了。有一次澳大利亚钢铁专家代表团到杭钢,我参加座谈,省冶金局的年轻翻译出错了。我举手对厂长说:我们炼钢使用的是转炉,那种把矿粉做成颗粒,像生产水泥似的不停转动的叫回转窑。刚才翻译把转炉译成回转窑了,这可是原则性错误。厂长马上让翻译作了更正。

    从小到大我没怎么掉眼泪,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便是告别清华告别北京,火车一开动我就掉眼泪。还有一次便是杭钢关停。当确认杭钢停产、炉子熄火,与运转中的企业告别时,我又掉眼泪了。

    3

    1958年5月我刚到浙江钢铁厂时,眼前是一片真正的荒地,生产设施、生活设施几近于无。整个钢铁厂只有两座转炉,一炉钢只有两吨半。从两吨半的小转炉发展到50吨的大转炉,从1958年的年产5万吨钢到关停前的年产达400万吨,杭钢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我被分配到铸造车间,除了技术员身份,我还兼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年轻的我精力充足,组织“青年突击队”加班加点,常常24小时连轴转。车间主任和车间党委书记两位老革命很欣赏我,第二年7月就安排我写了入党申请书,12月被批准入党。我非常感谢杭钢对我的培育。

    1964年,我们把一座5吨的转炉改造成了4吨的氧气顶吹转炉,就是在转炉顶上,通过吹氧管把氧气直接吹进去,以提高效能。专门组建的工程技术小组中,有搞机械、电器、仪表、冷却水、土建的,都是本领域的“高人”。这炉子里机器设备很多,负责机械设计的我因此好好露了一手,可以说,杭钢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是我的得意之作。

    别小看这只炉子,当年可是把外国同行镇住了。前面提到的那群澳大利亚冶金专家在杭钢看到那座氧气顶吹转炉十分惊讶,怎么也不相信杭钢那么早就有了这样的炉子。澳大利亚冶金专家还被我们的一些独创设计镇住了,这样的设计外国没有,却又很科学合理。

    我告诉他们,这个炉子尽管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了古董,但在正常运转的十多年时间里,至少有10年被冶金部评为生产成绩最好的“红旗炉”。

    澳大利亚冶金专家问,既然它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弃用了?我说我们准备设计建造一座30吨的氧气顶吹转炉。我这句话,又把他们给镇住了。

    4

    “文革”时期的我肯定是挨整的,因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且是从清华大学调过来的,杭钢唯我一人,目标蛮大,我的三哥又是台湾国民党部队军官,我哪里还逃得掉?

    “造反派”逼我每天晚上写触及灵魂的交代材料。我写到半夜两点钟,睡一两个小时起床,去食堂买好一大盆稀饭后,就去劳动。一整天,饿了就喝这盆早已凉了的稀饭,再也没有别的吃食了。

    我的交代材料“造反派”不满意,把我的耳朵打聋了,现在已完全失聪。腰椎也被打伤了,很长时间直不起来。

    不过我最大的损失是我女儿,女儿还在我夫人的肚子里时,我就已被“造反派”揪来去斗。我夫人的脾气倔,知道我正在吃苦,满肚子怨气和怒火,便影响到了胎儿的健康。女儿患有先天性智力残疾,长大后经医院鉴定为智力残疾三级。好端端的生命无辜受到伤害,真是遗憾得很。

    那时的我一直想,只要活着,总会对社会有所贡献。恢复心态的另一个原因,是工友们对我充满善意的照顾。当时我被罚去劳动改造,成了电工班外线组的一名电工。电工经常要带上各种工具登高作业,架设和维修户外电线。

    那天,我刚准备往两米多高的架子上爬,一位老工人发话了,说你没有经过培训,不允许你爬。

    其实他是在暗中救我,因为一点操作技能都没有的我,爬到两米多高的架子上去,真当是去送命的。

    与工人师傅们建立的深厚友情,是我对杭钢感情至深的一大原因。记得很多工人师傅起先看到我的名字,不认识“仉”这个字,以为是“倪”的简写,便叫我“倪工倪工”。我开玩笑说:“我不是泥工,我是铁匠,专门对付铁家伙的!”

    在他们面前,我深感他们的实践经验太宝贵了,很多技术性问题往往得靠他们来解决,他们是我在校园以外最好的老师。

    5

    杭钢255m3高炉的炉顶装料设备采用液压驱动,在当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高炉的炉顶装料设备原来是由卷扬机钢丝绳来控制其上下运动的,使用中缺点较多。1970年,重庆钢铁设计院设计出一套由液压油缸来顶升下降,并启闭炉顶装备的系统,杭钢决定采用这一方法。我们结合杭钢实际修改了原图纸,建成了国内第一套实际应用的炉顶液压系统。

    由于操作工人细心操作和维护,该系统非常好使,设备运行时从未出现常见的漏油现象。全国各地钢铁厂听说杭钢有了炉顶液压系统,纷纷前来参观。鞍山钢铁设计院编写《钢铁工业液压设备使用实例》一书,它还被列为书中介绍的第一个使用范例。

    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可以放开手脚干了,我满脑子都是发挥业务专长的念头。我们的不少机器设备都靠油缸推动,容易产生漏油。工业管道的防泄漏也是一个大难题。从1983年起,我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设备泄漏防治技术》一书,1986年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很快在业内引起了重视。

    我参加全国性会议,湖南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同仁看到参会人员名单上我的名字,主动过来打招呼,说您就是仉家骅工程师啊,您的书在我们工作中是当宝贝的!

    冶金工业出版社是冶金部属出版社,一位编辑一定要我再写一本,结果我又写了《工业管道泄漏防治》,1989年出版。这两本书分别荣获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和省自然科学著作三等奖。

    我是回族,1992年,17名省内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被列入《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我是其中之一。《中国科技著作大览》一书中,我所撰写的两本书也载入其中。1983年,浙江省第七次党代会召开,我荣幸地成了会议代表。能成为省党代会代表,说明我已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文革”时所受委屈一扫而光。

    也是在这一年,我担任了杭钢的第一任科协主席,几年后又调任杭钢技术开发处处长,直到我1991年退休。退休后也没法闲着,杭钢下属的金成公司,一家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服务公司让我去担任顾问,帮他们开发新产品,一直干到1997年。

    6

    三四年前的一天,我在延安路上走,身后忽然出现几个人,跟在我身后一直走。回头看看,他们都戴着眼镜,头发也都灰白了。见我回头打量,其中一位上前问:您是不是仉家骅老师?我说是的。

    他说我们都是清华的毕业生,当年是你教我们的,毕业以后分配到了浙大,现在都是教授了,也已经退休了。我停下来,一一打量他们,从记忆里搜索。我想起来了,说你是铸造专业的,铸7的,你也是铸造专业的,铸8的。当年我们对铸造专业57届习惯叫铸7,58届习惯叫铸8。

    他们听了,大为吃惊,说您还记得这么牢!

    他们后来跟我聊起工资收入,说仉老师,我们听说企业的工资不高,养老金也相对较低,是真的吗?您老人家每月能拿多少?我说我的工资收入还不错,日常生活花销根本不成问题。

    他们几个人躲到一个角落稍微商量了一下,然后过来对我说,我们今天身上没带多少现款,先把这几张超市购物卡送给您,聊表心意,也补贴一下您的家用。我当然不肯收,说这不是无功受禄么?

    那几位便说,这怎么叫无功呢?没有当初你教我们,我们难道能有今天?这购物卡只是学生对老师表达敬意和慰问,何况我们的收入肯定比您高多了!

    那天我实在拗不过,把那几张购物卡收下了。来自学生的关爱让我欣慰,也把我又勾回到60年前的清华。如果一直留在清华,我将拥有另一种生活,日子可能会好过很多,可我选择了杭钢,选择了一家从零起步、逐步发展,能更直接为国家产生经济效益的国有企业,亲身感受她的整个发展历程。

    我在这里吃了很多苦,经历了更多的曲折,但我从未后悔过。甘于清贫本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我在这里贡献了自己的才华,为杭钢,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出了力,这就够了。

    7

    自从当年离开北京,这么多年来,一家人都住在杭钢,杭钢成了我们全家真正意义上的家乡,一家四口的工作、生活和成长,都与杭钢完全融合在一起。我夫人到这里后在中心试验室工作,中心试验室是整个杭钢的化验分析工作的总部,它下面还有炼铁、炼钢等方面的分化验室。除了完成各项化验任务之外,她还培养了一批工业化验人才。

    儿子是1960年出生的,刚出生那时候,杭钢生产热火朝天,我们夫妻俩干得没日没夜,便把他寄养在上海外婆家,1970年才回到杭钢,在杭钢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又在杭钢中学。可惜“文革”时期,他一直没有更好的求学机会,初中毕业后,只得以杭钢职工子弟的身份在杭钢做苦工,杭州话叫做“八角头”,即每天工作的报酬只有八毛钱。他干过装卸石灰的活儿,就是把堆在地上的石灰一锹锹地装到卡车上。

    让我骄傲的是,他身上有我的遗传因子,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始终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1978年被招进杭钢做电工,1983年考取了中央电大三年制企业管理大专班,后又考取了杭州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从杭大哲学系毕业后,他又考取了公务员,现在是省级机关的副厅长。

    8

    真的没想到,杭钢竟然会在2015年12月23日正式关停。虽然杭钢要关停的消息前几年就已传来,可当亲眼看见燃烧了几十年的高炉真的熄灭了,对我这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过来的杭钢人来说,心情更为复杂,毕竟这钢城的一切,都是由我们一砖一瓦亲手建起来的。

    老一代的杭钢人,当知道杭钢即将关停的确切消息后,都去绕着厂区走一圈,再看一遍还在运转的杭钢。走一圈要近半天时间,而我正好气管炎发作,实在走不动,只走了半圈。

    熟悉的厂房,熟悉的高炉,熟悉的机器,看着它们,抚摸它们,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特别是那些由我设计的机械设备,用了十年、几十年,运转效果仍然很好,现在也都将停用。或许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台机器,而在我的眼里它却是活的,有血有肉的,寄寓了我的感情。

    我默声地对它们说:老伙计,拜拜了!离开这些机器的时候,真是一步三回头,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不过,理性地分析,杭钢关停肯定是正确的。你说,杭州这样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距西湖不太远的地方,居然有个钢铁厂,的确不够科学合理,尤其是在高度重视生态环保的当下。日内瓦湖旁边会有钢铁厂么?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小时候患上的哮喘病发展到后来成为气管炎、慢阻肺,这几年愈发严重,2016年还在杭钢医院开了刀。但哪怕长住在医院里,我心里还牵挂着杭钢。杭钢的职工是怎么安置的,杭钢的设备已经运到了哪里,杭钢的哪座高炉成了工业遗存,都让我牵肠挂肚。不过有一点,我已经感觉出来了,就是我躺在病床上,或者在附近散步,都能感觉出杭钢以及周围的空气在变好,环境在变好,我的心情也因此越来越舒畅了。

    所以我认为,杭钢曾经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又为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牺牲和奉献,作为把一生都献给了杭钢的知识分子,我为此而骄傲。

    读稿人语 丑丑

    知识分子的风骨

    杭钢创建于1957年,仉老1958年到杭钢,兢兢业业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杭钢,挥洒青春热血、忍受委屈、留下伤痛……当他和杭钢一道老去,光荣退休,他心里留下的只有感谢和满足,还有理性的告别。

    在仉老身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就像黑夜里闪烁的明灯,足以温暖身边的人,也照亮自己前行的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苦难,都能怀揣希望,躬身前行,吃苦耐劳、甘于清贫,不后悔、不抱怨,甘愿奉献。

    老一代知识分子,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专长建设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们选择人生奋斗方向的第一指标。

    “甘于清贫本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我在这里贡献了自己的才华,为杭钢,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出了力,这就够了。”仉老的一生,便是杭钢的一生,一起青春,一起辉煌,一起老去,一起光荣退休。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    编辑:钟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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