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走哦,小时光》 张屹/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第1版
摘编/图根
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芭蕾舞无法释怀,想象着是自己在那里跳,在舞台上跳。无意中瞥见角落里放着一筐报废的芭蕾舞鞋,噢,小心肝狂跳起来,捡了根树枝去挑……
我的小像
家里有多幅我小时候的画像,都是与老爸相熟的老一辈著名画家的早期作品,有赵延年老先生的,有吴山明老师的,有吴永良老师的,有方增先老师的……
但我最钟爱这一幅。
这是老爸画的,周昌谷老师题字。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挂在我的床头,直到我第一次搬家。后来兜兜转转,前几年,我又重新把它挂起来了。
别看画中的我头发乌黑发亮,那是创作的需要,“黄毛丫头”四个字,说的就是我。可能那时确实长得乖巧可爱吧,老师们都喜欢抓我做“麻豆”,给我画像,现在说来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
那时,我大概六七岁,爸妈带着我,与大姨一家出去郊游,累了,在平湖秋月旁边的一间茶室里休息。我穿着一件黑黄相间的小兔子花样的毛衣,一顶样式时新的草帽背在身后,再加上满头黄毛,非常洋气。旁边一个阿姨看到,还以为我是外国娃儿,特地跑到我面前来看个究竟。我被她看得不好意思,神情扭捏,老爸就抓拍下了这一刻。
照片洗出来,大家都非常喜欢。
老爸照着相片画下来后,特意去请教周昌谷老师。周老师与李震坚、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共同开创了“浙派人物画”,并创建了现代中国画人物画教学新体系,在全国都深有影响。周昌谷老师看了,说好,欣然题字。
可惜,前几年,周老师已作古。
我的小画,要在《杭州日报》刊出时,资深美女编辑说要一张小头像当栏目的Logo,我挑了这一幅。她看后说:“满是爱意,别人是画不出的,那神态只有最亲的人才能抓得到。”
薛家伯伯、薛家姆妈
向阳院里还有一户,姓薛,院子里无论年长年幼,都称他们夫妇二人为薛家伯伯、薛家姆妈。他家有“三宝”闻名45号院和47号院:茂盛的蔷薇花、薛家伯伯打喷嚏和薛家姆妈打喷嚏。
他们二人,外表截然不同,特征鲜明,简直就是动画片里男女主角的翻版。薛家伯伯高高瘦瘦,薛家姆妈矮矮胖胖。二人打喷嚏的特征是数量以多取胜。一般人最多打三个,他俩起码打十七八个。
打喷嚏的节奏,也完全是两种风格。薛家伯伯是暴风骤雨式,一气呵成;薛家姆妈则是慢条斯理型,有时听她好长时间不出声,以为打完了,冷不丁地又来一下。每次,不管他们谁开始打喷嚏,我都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看这次打多少个。明显的强迫症呵!
薛家姆妈种的蔷薇花,顽固地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扎下了根,开繁了花。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种,却苦于没那么大的地儿。蔷薇花顽强地沿墙攀爬,大有要把房顶掀翻的意思,一嘟噜一嘟噜的粉嫩花朵从屋檐上挂下来,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味儿。虽然喜欢得要命,但我不敢去摘,因为有刺,有毛毛虫,恨得我心痒痒的,守着这么一大丛只能看着它花开花谢。
要知道,花儿,在一个小姑娘的成长过程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小姑娘对它是完全没有免疫力的。
老伯伯家的大娘舅
大娘舅,他是老伯伯的长子,结婚后没有马上生孩子,所以很喜欢我的。有天傍晚下班后,大人都忙于烧饭,没人理我,我就孤零零地低着头背着双手,在老伯伯家门口踱过来踱过去。大娘舅看得罪古(杭州话:可怜)死了,一把抱起我回了他家。这是老伯伯的女儿巧巧姨娘说的。
日本政界曾经有个田中角荣首相,他做了什么我完全不知,因为那时还在上幼儿园。有天放学在美院大门口等老爸吃饭,不知哪来的粉笔,我捡起来就蹲在地上写了那几天刚学会的字:
张屹小朋友
牛羊吃东西
田中小大人
每个字都是按地砖的大小写的,写满了整个大门口。老爸看到,回去当笑话说给大家听,说无意中蔑视了日本一回,大娘舅从此就叫我“张大人”了,一直到现在还改不了口。
老式房子是没有浴室的,夏天到了,女人就搬了大盆放在房间里洗,而男人就在天井里对付了。赤膊,穿一条牛头短裤,一桶井水,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是标准配置。每天,陪大娘舅洗澡是我快乐的时光。他一边洗一边跟我搭话,说杭州城里有个叫“阿德”的人,走一步路要抖四抖,走两步就要抖八抖嘞。边说边装,逗得我笑个不停,外婆就在厨房里喊了:“造话(杭州话:假话),娘舅又在说造话的。”
洗澡地点就在无花果树的左边,再左边是个阴沟,老房子是没有下水道排水的,只有靠泥土慢慢地自然渗透,所以旁边的无花果树长得那么好。原来院子里只住一户,阴沟尚可应付,后来住三户人家,那肯定吃不消了,所以经常堵塞,黑乎乎的水面上时不时冒出个泡泡。我很好奇,认真地蹲在边上研究了好半天,最后肯定地对老爸说:下面有只大乌贼住来东(杭州话:在这里)。
大娘舅还是个摄影爱好者,小时候很多照片都是他给我拍的。他有一整套自己动手拼凑制作的冲洗放大设备,经常晚饭吃完要印照片,有时我就跟着他在红兮兮的房间里学印照片,那昏红的氛围一直难忘。
外婆叫“达令”
老伯伯的家,在我小时候的眼中最宽敞、最豪华。他夫人,我叫她外婆,因我4岁时亲外婆就作古了,她又对我好,我便称她外婆。
外婆与老伯伯,是抗战时期在赣州相识相爱结婚的,他们家中有几件红木家具放在堂前,大气庄重,在我眼里可是非常非常气派。这是老伯伯妈妈的嫁妆。老伯伯的妈妈是苏州大户人家的大小姐。经历了战乱,家具没剩几件,1957年老伯伯全家从上海搬到杭州时就带来了。
老夫妇二人绝对是恩爱夫妻,老伯伯是“文化大革命”中美院里最早受到冲击的人之一,还有一位是潘天寿老先生。尽管历尽艰难,夫妻俩仍不离不弃。
老伯伯称外婆为“达令”,外婆叫老伯伯“赵聪”,我不懂了,心里纳闷:不是叫赵延年吗?后来才搞明白,原来外婆叫华苓,是参加“抗敌演剧队”时改的名,我听错了,而“赵聪”则是老伯伯以前的笔名。
对老伯伯家,我有两样最喜欢。第一喜欢看外婆做菜,红烧狮子头可称极品,看着大肉圆在外婆的两只手中滚来滚去,哈喇子就已经流下来了。第二喜欢看老伯伯刻木刻,“牛棚”生活唤起了老伯伯对鲁迅先生笔下小说中的人物的追忆,老伯伯以连环画的方式,将他们一一镌刻出来。
从“牛棚”回家后,老伯伯还是“靠边站”的人,刚好有时间尽情创作,鲁迅先生著名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祝福》等小说的版画插图就是在那个小院子里诞生的。老伯伯用犀利的刀法、夸张的造型和强烈的黑白对比,将小说中的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我还给他当过一回“麻豆”呢,是《风波》一幅插图中的一个小姑娘。
芭蕾舞鞋
我读幼儿园时,浙江京剧团、歌舞团都还在美院里,他们排练就在大礼堂里,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之一。从美院大门口进去右手边就是。礼堂门口种着扁柏,结的果子像一只只小香炉。我折了一只纸船,去摘了满满一船的果子,小心地捧着,不想却被旁边打篮球的学生一球打翻在地,哇哇大哭。
喜欢大礼堂还因为这里经常放内部电影,这是后话,当时是因为喜欢看排练芭蕾舞。大礼堂的老式窗台宽宽的,刚好够我蹲着,修剪成球状的扁柏又刚好把我挡住,从外面一点也看不见。抓着铁栅栏,可以看见女孩们踮着脚尖,轻盈地跳跃,怎么看都不厌。经常看得我腿都麻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芭蕾舞无法释怀,想象着是自己在那里跳,在舞台上跳。无意中瞥见角落里放着一筐报废的芭蕾舞鞋,噢,小心肝狂跳起来,捡了根树枝去挑……终于,捞到了,一只。
前几年集团公司开年会,我公司出了一节目——《喜剧芭蕾白毛女》,我是“滋润”的三喜儿之一,终于圆了我的芭蕾梦,节目还得了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