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

    这条江历尽沧桑，这条江饱谙世事，它是我们的母亲河，也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勇立潮头的见证。

    它的故事，我们叙述，我们也倾听，在本报历年的《城纪》中，关于钱塘江的故事犹如散落的流沙，又聚沙成塔，为我们勾勒了这一江春水的肖像：它奔腾、它咆哮，它也有迟滞、壅塞，但从不缺席。

    从它的今天，我们回望它的过去；从它的过去，我们看见未来。站在岸边，它是一条时间之河，它也是未来之河。

    南星古桥记事

    （2006.11.15）

    大江上游有一去处称为“梅岭”，凡南方八省货物进出，都在这里转江道。民间运力多以排筏为主，先将26根原木齐齐用藤扎了，称为一甲，再将数甲连成一排，约20丈长，然后十排串成长列。趁上游支流涨水时，放排顺江而下，直达柳浦码头。（古时，江水宽至馒头山脚，柳蒲即山脚古渡，北宋之前，南星桥一带都叫柳蒲码头。）

    遥望辽阔江面水汽蒸腾，云遮雾罩，浩荡排筏忽隐忽现，眨眼已到跟前。那驾驭排筏横端丈八铜头钩篙稳立筏上，如雕像一般的，便是筏哥。

    筏哥都是身高膀圆水性娴熟之人。上了岸，先是去各自商行交差，然后照订单，在市上要货。接着押着货包，搭乘班船去梅岭，挣些脚力铜钿。

    到了中秋夜，十余里长的江岸，早有人家摆下了桌凳，灯笼下，石榴、月饼和黄酒是少不了的。凤凰山皇城里，也宫灯高挂一片通明，天子与子民要共同赏月。沿途，民间乐手拉开摊子，唢呐锣鼓和丝弦班子杂陈助兴。

    最热闹的却是放“一点红灯”，这是祭祀潮神伍子胥的。天黑了，香烛铺老板就令手下将库存的贡烛全都抬到江边。祭台上巨烛高烧香烟缭绕，姑娘们将贡烛在火把上点燃，倒几滴烛泪在羊皮纸莲托上，把贡烛粘上，小心递出去。早有人站在齐腰深水中，将小红灯接了，稳稳放在水面上。

    江水静静流淌，一时间，几十万盏小灯在江面上漂浮，染得江水泛红光。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冉冉升起，和繁星、浮云一起倒映江中，水天一色，如同仙境一般。

    八月·钱塘江边 晒盐人

    （2009.8.24）

    盐是好东西。对于普通人，盐是生活的调料，没有盐，日子会变得寡淡而病态。对于晒盐人，盐就是生活本身。沈金水是个晒盐人，这些盐板上的收成，会被换成米、换成钱、换成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当然，晒盐人沈金水不会去想盐与生活的关系，他只知道，在太阳升高前，他要给所有的盐板都加好卤水。

    盐板很多，一溜数十块，如果日头好，一块盐板一天能收八斤盐，数十块盐板，能收三四百斤盐。盐分四等，按好的算，一百斤盐能换两块二，一天的收成，就不少的。

    六十多年前这个初夏的早晨，有四百多户盐民，两千多个晒盐人，在这片钱塘江的滩涂上，一起醒了过来。于是整个滩涂，也醒了过来。在微明的天光中，热热闹闹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头蓬盐场旧址位于钱塘江南岸，与江北海盐隔江对望，现称萧山区义蓬镇南沙村，头蓬老街以东，南沙大堤以北，从萧山国际机场东大门一直往北，约五公里处。

    如今，曾经的荒滩上，绿意葱郁，花红柳绿，没有咸土，也没有潮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萧山大举围垦，潮水已被拒在十里之外。如不经老人指点，外人绝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荒滩盐场。只有那些堆过咸泥的坨头，土地的咸分仍未完全消除，可以看到一大圈毛豆，长得黄而矮小，如果俯瞰，像敲在沙地上的一个硕大的印章。唯此，方可确信，有些热火朝天的场景，曾经在此生动上演。

    钱塘江上最后的渡口

    （2010.6.24）

    一条大河横阻面前，若是没有渡船，便只有望江兴叹。

    2200年前，钱塘江面比今天更宽，波浪滔天，即便是身贵九极的秦始皇，面对钱塘江的滔天波浪，也只有徒叹奈何。而倘秦皇有闲心，大约也会发一句感慨：人在大自然面前，是何等渺小啊。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秦皇沿水路而下，南巡到会稽祭奠大禹。这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据说，秦始皇因“水波恶”，渡钱塘江的地点在今富阳市金桥乡秦桥村附近，距杭州城区往上游60多公里处。

    而在今日，杭州的宝石山上还有一块著名的“缆船石”，据说也与此有关——当时，秦皇遇到狂风暴雨，为了抵御恶浪，暂将船停泊在宝石山下，把船的缆绳系在这块大石头上。

    “袁浦渡”便是留存下来的古渡之一。此渡地处杭州西南郊刘张村，钱塘江北岸，江对面，是萧山区的闻堰镇。

    袁浦这边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但舟渡交通一直较为繁忙。从江对面萧山闻堰渡江到杭州，前往转塘、留下甚至安徽等地，或是继续走钱塘江水路，南行到其上游的严州（今建德）、婺州（今金华）、衢州等地——择道袁浦是最为便利的方式，袁浦渡之重要，可见一斑。

    海潮寺

    （2013.11.3）

    四十五前，常常是夏日，笔者总会从河坊街走望江门外直街，穿过海潮橡胶厂，到现在的秋涛路——当年窄窄的坡堤。灰黄的沙滩就在脚下，连接茫茫江水。往往下午，浑黄的潮水涌来，席滩而坐的泳装并不合身的男女，狼狈百出，尖叫如唳。

    如今，江水已被1.5公里外的大堤阻挡。曾经芦草纵横的滩涂，高楼拔起。八十多年前，从钱塘江上游来的上八府乡人，健在的也已不多。他们大多也是在海潮寺码头上的岸。当年，在江流中漂泊多日的他们，举目看到海潮寺大殿，几乎就是生的希望。

    海潮寺码头古称“七甲渡”。在1929年三廊庙修建长长的栈桥码头之前，清河坊的宓大昌旱烟店门前，每日挂有钱江义渡局的告示，告知今日过江轮渡的地点，在三廊庙码头（南星桥）上船渡江，还是望江门外海潮寺码头。因为每逢江水上涨，连三廊庙都会淹没；而海潮寺前，江滩开阔，水流平缓。直到1929年三廊庙修建了长长栈桥，一直伸到江中。

    钱塘江上的渔佬儿

    （2014.7.20）

    渔佬儿对捕鱼有瘾头，尤其是晓得有鱼不去捕，蛮难过的。手痒，心痒，免不了要下江去。71岁的戴师傅捕了五十多年的鱼，有时空落来到江边走走，看看潮水，灵灵市面，每到刀鱼季节，不管有没有鱼，他都会放一只小船下江去过过瘾。

    戴师傅开始捕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捕鱼都是小船，90厘米宽，500厘米长，40厘米高。一只船两个人，一个人划桨，一人在船头理网、撒网。船小连人带鱼载重不能超过500斤。风急浪大的时候，小船危险性就大，所以肯下江去打鱼的人都是苦出身，家里殷实点的一般都不肯去冒这个险。

    上世纪六十年代做一条这样的小船要八天，工钱十元，加上三分之一立方的木板，只要二三十元钱就可搞定。同样的小船，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价是两百元。

    1969年杨公村成立渔业队，集体捕鱼，用的还是小船。1981年，转为个人承包。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政府规定没有捕捞许可证不能随便捕鱼，杨公村领到88本执照，分到了88户人家手中。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小船渐渐为机动船替代，村里人开始买三匹马力和五匹马力的机动船，载重量约三吨，大约五千元左右。到2005年，村里有人买了十二匹马力的船，大船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出门一趟总要五六天。

    彭埠，系在高速出口处的乡愁

    （2016.5.27）

    如果我们能够追本溯源，彭埠，应该是钱塘江边的一个小码头，而当时聚集在这个码头周边的应该是彭氏的家族。

    彭埠最早见诸史书是南宋的《咸淳临安志》，《杭州府志》上则有彭家埠市的记载。早先的彭埠，地处城东边缘，后随着钱塘江河道南移，城东大片滩涂渐成沃土良田，农桑兴旺，人烟稠密，彭埠也发展成一个商贸集市。一条老街，浓缩了千百年来的市井、民生以及人文积淀。早几年我们还能看到老街，后来为了建设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彭埠老街被整体拆迁。

    传说乾隆下江南时，从庆春门外景芳出发，沿着里海塘去海宁。在快到云峰与章家坝接壤处的小桥边时，远处出现一座高高耸起的石质建筑，下人回报说前方是一水闸，名曰青龙闸，乾隆一听龙颜大变：闸和铡谐音，皇帝乃真龙天子，今日若过青龙闸，肯定不吉利。于是当即吩咐改道。

    文武百官动用了当地百姓，从里海塘落塘往东南方向，穿过桑园、沙地，筑起了五马并驰的临时大道。乾隆沿着这条新铺的大道绕过了青龙闸，再上里海塘一路往海宁而去，这条专门开辟的沙地大道就被称为了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