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泉父母亲
陈国泉兄弟三人（中为陈国泉）
陈国泉夫妇与孩子
口述 陈国泉 陈夫人 整理 龚励
陈国泉：进入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保密宣誓”。
我1942年出生在杭州望江门大狮子巷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位卡车司机，母亲在丝厂打工。尽管家里生活艰难，父母仍熬尽苦楚将我们兄弟三人培养到大学、中专毕业。只有我一人读到大学，在浙江大学的核物理专业。
1964年，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王淦昌到校挑人，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毕业论文是《核子的二次分裂与三分裂》。我和系里另外一个同学被王淦昌一眼相中，将我们带到了北京。
到了第二工业机械部报到时才知道，与我们同时进入二机部工作的人还有哈工大、北大、清华、交大、南大等六十多个毕业生。
进入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保密宣誓”。
领导再三说，这是一个国家的绝密单位，你们都是一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优秀人才，美帝、苏修以及台湾蒋匪帮都盯着我国的核武器技术，尤其是那些搞核工业核心设计的人，绑架、暗杀，随时都可能发生。由此，保密工作列为首位。
誓词内容大抵是，一生要为国家保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青春、献终生、献子孙”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当年毛主席说过：“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没有原子弹，你说话就没人理。”
自此以后，二弹一星开发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主攻方向。
我所在的国家第二工业机械部第九研究院第九研究所，是核工业技术开发的核心部门。总部虽则设在北京，基地却分布在全国各地，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内蒙古等地都有我们的工作场所。大家先在北京做设计，然后到各个厂去分派任务、指导工作、监督生产。
邓稼先负责总体工作，王淦昌主持实验的具体操作。
邓稼先对大家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承担的任务是第一次，必须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任重而道远，千万不能小看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邓稼先手下做事，邓老谦虚谨慎，为人和蔼可亲。他对我们说，你们就叫我“老邓”好了，千万别叫官衔，我不习惯官场上的那些套话。
老邓常说：“我们做事也好，做人也好，不能以那个人说的话为依据，必须经受实践的考验，还要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讲真话、做实事，不能有一点弄虚作假。”
这些话影响了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也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陈国泉：新婚次日清晨我打了个背包，坐上火车，走了。
我和爱人是经人介绍相识的，婚前只见了两次面，1968年就在北京结婚了，邓稼先是证婚人。
婚礼刚结束，老邓悄悄将我拉到一边，说：“小陈，很抱歉！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绝密任务，需要你明天去甘肃一趟。”
就这样，新婚次日清晨我打了个背包，坐上火车，走了。妻子也就一个人回天津厂里去了。
1970的一天，邓稼先带了几个人特地跑到天津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说：“小陈经常出差，工作非常辛苦，我们单位就要搬到‘小三线’去了，夫妻长期分居二地，也不是个办法，不如一起迁到四川去吧？相互也好有个照顾。”
夫人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只说了句：“让我考虑考虑。”
未料，只过了一个多星期，上级的调令就来了。
陈夫人：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去开一下机器，以保持它的正常运转。
调令一来，我独自收拾了点行李，匆匆起程了。等火车到绵阳后，先住在招待所里等候，接着，由基地开货车来接人。我们在车上颠簸了大半天，直到黄昏时分才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今梓潼县曹家沟）。
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周边没有村落，临时在山沟的一块空地上造了几间房子。不过，四周树木参天，几间小屋淹没在高大的林荫之中。
我们在那里安营扎寨了，国泉常年在外东奔西跑，一年中难得回来一二次，每次也只能待上一二天。其实，整个基地只有一些家属与警卫人员，虽说设了一个机房，也只偶尔使用一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去开一下机器，以保持它的正常运转。
房子周边倒是有许多空地，于是，我们开垦了几块地，种了点蔬菜。一年中，每当老陈回来时，就帮着我做蜂窝煤饼。
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四川潼梓基地长大的。
当时，老陈工资每月是56元，而我只有37元。好在基地里没有商店，有钱也没处花，每周有车子到县城给大家运来补给品，诸如，蔬菜、大米、煤及日用品。我们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曹家沟整整待了八年，直到1978年才奉命调离。
陈国泉：一位战士擦枪走火，一颗子弹从我的肚皮上划过。
在研制核武器的十六年中，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危险。
有一次我在青海出差，一位战士擦枪走火，一颗子弹从我的肚皮上划过。
还有一次，在执行任务中，遇到翻车，幸好只是皮肉之痛，没有大碍。
有一次在核氢弹材料生产车间，工人在拆装粉末材料时，不慎将粉末喷到我身旁的一位青工脸上。那位青年从此双眼失明，而我就站在他后面。虽说我的双眼保住了，但视力急剧下降。
这样的险事，在工作中不胜枚举。
1972年，我到青海一个基地出差，走在深山老岭中，不知不觉迷了路，天渐渐黑下来，竟然窜出几只狼。我忽然想到，出门时老农嘱咐过，狼怕火。于是，退到一个山坳里，拿出打火机将旁边的柴草点燃了，狼见了火，虽然不敢接近，也不肯离开，仍站在附近盯着我。
我见到旁边堆着乱石块，于是将石块砌起来，硬是用石头将狼赶退了。
石头坚硬、顽强，不屈不挠。石头救了我的命，我从此跟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注意当地石头的特色，收集石头从此成为一大嗜好。
这些年来，我也成了石头专家，收藏的奇珍异石装了整整两个房间
由于受核辐射影响，当年我的白血球直线下降，头发全脱掉了，牙齿也开始松动，后来竟然神奇地恢复了。我的一个儿子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受了我的累，两只胳膊有点伤残。这些石头是我留给儿子唯一的财产了。
我在小三线时，父亲突发中风，家里几次急电催我回去。但当时我正在核爆现场，怎么也走不开，后来父亲病情加剧，转成瘫痪，母亲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我的两个孩子出世时，我都未能及时赶到亲人身旁。但想到这样做是为了祖国的核武事业，也只能“为大家而弃小家”了。
陈国泉：当时，我上面的四位老人，一个全身瘫痪，一个患有巨大肿瘤，一个严重内脏病，还有一个老年痴呆。
1978年，上级安排在四川基地搞研究设计的同志回到北京，于是，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再次回京工作。大儿子八岁了，正好回到北京上学。虽住在核工业部，其实房子很简陋，只有十几平方米，除了分配的床、桌、板凳以外，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多年以来，我虽在中央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上班，可是母亲从来没有到过京城。听说我已经调回北京，很想到首都来看看。
那年回家，我将母亲接到了北京，借了一辆三轮车，自己蹬着车子，带着妈妈到了天安门、天坛、颐和园等地游玩，了却了母亲多年来的心愿。
1981年，父亲已瘫在床上，病得不省人事，可是我正在新疆出差，家里连发四个加急电报催着回家。因为核基地是一个保密单位，电报几经辗转到我手中，匆匆赶回杭州，父亲已病危，不能讲话了。
当时，我上面的四位老人，一个全身瘫痪，一个患有巨大肿瘤，一个严重内脏病，还有一个老年痴呆。人说，为人一世，草长一秋，‘为国尽忠，为子尽孝’。我为国家核工业做到这个份上，应当说已尽忠了。作为人子，我还有4个病重老人，也该尽点孝心！于是，萌生了调回杭州的念头。
一个朋友听说我想调回杭州，介绍我到浙江工业学院去教书。
谁知“请调报告”送到浙工院人事处，刚好有个浙江电子信息站的同志（黄元彪站长）也在，见了那份申请报告。他们正在招人（筹建浙江省电子信息站），就把报告拿走了。实际上，我的调令是电子信息站发的。
离京时，我带着妻子向邓稼先辞行，他说：“小陈啊，你到了家乡，一定要继续发扬核物理工作者的精神，实事求是，做事渗不得一丝一毫作假。”
陈国泉：我提出，在一定的时候人口政策可以放开。
1981年底，我们夫妻回到杭州，住进了望江门老屋一个陈旧的小房间。我在信息站上班，工作是做全省人口与经济的调研。
在此期间，我撰写了大量论文，约上千万字。其中有几篇文章系统地研究了从1949年到2050年的人口发展，做了一个生命发展生命表，以演示百年的生命进程。为了写好这些文章，我一个人跑到全省十一个地市作了考察，查阅了大量资料，我提出，在一定的时候人口政策可以放开。
不料，报告送上去，计生委大为光火，说道：“这个人写的报告不是与‘计划生育政策’唱反调吗？” 于是，准备组织人员对我进行批判。
我的另一篇论文《省工业经济效益分析与预测》讲到，有人提出GDP的发展要达到135%。我说，有虚假成分，由此，有人也准备组织材料队对我进行批判。这些材料上报到了吴敏达（时任副省长）那里，他看了，说道：“你们要批判这个人，先把他写的东西调过来，我先看一下。”
不久，上级传下来，吴副省长要到信息站来视察。
领导对我说：“老陈，明天吴省长要来了，你到外面去避一避，等他走了后，再回来。”
我说：“我又不是反革命，干吗要逃？只是作了点调研，写了篇论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什么错？”
后来，他的秘书取走了我写的几篇论文。吴敏达看了，说：“这个人做了详尽的调查分析，还一个人跑到杭钢、杭氧等十几个单位考察。这样的文章如确实不宜公开发表，也可以作为内部参考，至于说批判的事，我看还是暂时缓一缓。”
后来，那几篇文章不仅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上，还获了奖。
有几位专做人口研究的浙大教授读了我的文章，特地找上门来，说：“陈老师，我们这些专做人口研究的人都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人口发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你可说是‘浙江人口研究第一人’。”
我说：“其实也不难，我的专业是核物理，多年来做的是核物理研究，这个工作要求每做一个实验前都必须有详尽确凿的数据为基础，掺不得半点假。我只是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人口调查上了。”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所里要凭职称，上级给的“高级经济师”名额只有一个。所里一把手、二把手都想要评，于是，副所长就跟我商量了：“老陈，上面给的名额只一个，我不参加评选，你也不要参加了，就让给所长一个人评算了。”
我不同意，说：“为什么不准我评呢？各人凭自己的贡献！”
报上去以后，评选人员看了我写的论文，全票通过。这一下，得罪了领导，我只好离开电子信息所了。
陈国泉：2002年，我退休，写出了《应尽快调整金融审计定位、审计监督缺位问题》。
1988年，我听说工商银行杭州金融管理干部学院正在全国招人，便去应聘了。
到了工行金融管理学院，最初的职务是经管系的“系主任助理”。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校里经常莫明其妙地停课。有一次，总行一位处长下来调研，他们跑来通知我：“总行某某处长来视察了，马上停课！”
我正在上课，便说：“上面不过来个处长，需要大动干戈停课吗？我们有教学任务的，课上不了，谁负责？”我继续上我的课，这一下，又开罪了领导。
此时，刚好见到报上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招聘编辑。于是，我就去应聘。他们见我既上课，又编杂志，还写了那么多论文，便将我调到了中国银行，承担《浙江国际金融》杂志编辑。
虽然我的专业是核物理学，但在工行金融学院的那几年里，我已承担过多门经济理论课程的教学任务，对银行运作做过相当多的调研，撰写了不少论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编本杂志，只是小菜一碟。除了编杂志外，我提出举办国际金融业务培训班、研讨班，鼓励基层人员就本岗位工作内容撰写论文，以期提高中银系统的业务水平。
进入中行的第一个月，我就到计划处查资料，将中行自成立起（1981）至今（1991）十年间的相关存贷款材料找来，写了一篇文章，站在专业角度上，对中行十年来的存贷款和国际贸易结算做了一个分析，并提出改进办法。
时任行长的顾鸣超见了我的报告，大为吃惊，在会上说：“老陈只来了一个多月，对中行这些年来的工作就做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实在不容易！”
2000年，我撰写了《浙江省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对策》，对全省外经贸金融事业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提出设想，获得全国金融系统一等奖。另一篇关于中行浙江省分行发展的战略报告也受到了总行重视，时任总行行长的刘明康批示道：“像浙江中行对省情作宏微观分析，结合实际提出对策的报告，所见不多，值得赞许。”
2002年，我退休，写了《应尽快调整金融审计定位、审计监督缺位问题》一文，内容就是每个岗位要定人、定事，每年写出自己职务范围内的业绩报告。
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读了我的文章，感同身受。于是，将那篇论文作为一个提案带到北京。在全国政协上做了发言，引起了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的注意。华建敏不仅做了批示，还派国家审计总署和银监会派专人来杭，就落实那个提案进行调研，他们找到了提案人冯培恩副校长。
冯说：“这个提案的撰稿者是陈国泉。”
由此，我与冯培恩一起见到了中央领导。会议上，冯说：“提案是陈老师写的，由他先说。”
我说：“你们对提案的答复认为，这个提案是好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却说‘这个缓一步，那个要迟点做’，没有时间的紧迫感。”
讲完后，冯培恩说：“陈老师讲的话我完全同意，没有补充意见。”
后来，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我没想到浙江还有陈国泉这样的人，对党忠心耿耿，在中央领导面前敢于秉公据实说话，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当这样！”
陈国泉：每周的课时多达三四十节，最多时有四十几节。
在中行工作的那些年，我的工资不高，可是母亲、岳母病重（均没有医保），老人每次的医药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办呢？
为了给老人筹足医药费，我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过，工作日在中行上班，晚上不是写论文，就是备课。到了休息日，东奔西跑，忙着去兼课（培训中心、电大），每个周六、周日，所兼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天空缺。
2002年退休后，反而更忙了。在浙大、浙工大、树大、浙财大等学校，以及各个培训中心上课，种类五花八门，每周的课时竟然多达三、四十节，最多时有四十几节。
上有两个老人没有劳保，每次要交医药费，药费欠了几十万，压在身上，为了事业，也为了还债，不行也得行！
2010年后，除了在多家大学上课，及从事写作外，我常常参与社区活动，只要有空，我便会义不容辞地去做志愿者，无论是搞卫生，或者是为小朋友或社区工作者讲课，我都很乐意。
2016年，我被良渚街道评为“良渚十大感动人物”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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