舔碗匠，并非如木匠、砖匠、瓦匠一样的能工巧匠，而是守在饭店餐桌旁，等着吃剩饭剩菜的人。据说，七十年代，吾村外出觅食者不少，在城里乞食、拣食、偷食，乃至抢食。舔碗，只需在餐桌旁等待食客离去，以求余沥；不需求人，也不需动武，算是一种性价比高、风险度低的求食方式，使用者颇广。

    江大凯也是其中一员，做法却有些野蛮。比如，他经常衣衫褴褛地挨近餐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饭菜，令食客十分恼火。食客百般赶不走，只能中途退散，留下三五个好菜。某次他站着等了好久，眼见食客照样吃喝，并无离去之意，遂心生一计，抓起路边沙土，当风撒向饭桌。食客们扑上来，按住他饱揍一顿，然后悻悻然离去。江大凯鼻青脸肿爬起来，在围观者的窃窃私语中坐上桌，饱餐一顿。

    这笔战绩，使他声名远扬。二十多年后，村人还记得他这种“舍得一顿剐”的舔碗精神，言语间既佩服，又鄙视。

    江大凯颇以自己的舔碗技术自豪。他不止一次，在村里露天乡宴的餐桌上，微醉之后，表演舔碗技术。先是左手捧碗，以右手食指当筷，拈出食物送入口中；然后左手转动碗底，右手手指沿着碗沿一刮，碗底汁液，便尽沾手指；汁水淋漓的食指被送入口，啧啧有声；最后才是真正的舔碗，双手捧碗，略加倾斜，挡住大半张脸，但听舌头接触碗底，哧溜有声。在乡人的笑声中，他把碗口朝向观者，展示光洁如新的碗底，神色自豪。

    “我不是吹牛，”他大声说，“有个饭店的老板，专门招呼我去舔。凡是我舔过的碗，都不用洗，干干净净地下次好用。”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乡里已经不缺吃喝，家庭的餐桌上虽然难觅荤腥，但白米饭、玉米羹、小麦面皮已能敞开供应，对经过村子的乞丐，亦有能力慷慨施予一碗米、一顿饭。这时外出乞食的人已经很少。独有江大凯，乐此不疲，每隔十来天，便步行进城，继续舔碗。清早出门，黄昏时候志得意满、油光满面地回来。他老婆对此深为不满，在路上拦住他，指着鼻子骂：“家里饭不给你吃吗，不管饱吗？家里饭不吃，出去舔碗，你这猪一样的贱命……”

    “你这婆娘，真没见识，”他说，“光吃饱就够了？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好。城里饭馆炒菜，调料都十几样，哪像家里除了放盐，啥都没有。我这是打牙祭，又没花家里一分钱。”

    “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好”，此语再成笑谈。于是，他又获得了一个“好吃二”的外号。

    有一天，我们一群小孩借着打猪草之名，躲在山坳处打扑克，被他闯见。他吓唬说：“你们这群狗日的，躲在这里赌钱，我要去告诉你们父母。” 此仇焉能不报？正好幼儿园里教了“我是一个粉刷匠”的歌，我把歌词改编成“我是一个舔碗匠”，率领一群小孩，等在一个山丘上。

    “预备……唱！”等他走近，我们便亮开嗓子高歌：“我是一个舔碗匠，舔碗的本领高。我要把那碗里的饭，全部舔干净……”

    他仿佛没有听见，更谈不上跟我们对骂，以至于我们准备好的裹了粪便的沙包，全无用武之地。

    有次他跟一个年轻得多的人吵架，言语间尽占上风。对方恼怒之极，展开人身攻击：“你这个好吃二，舔碗匠，你不配和我讲话。”

    “三穷三富不到老，前好后好算不到，”他平静地说，“舔碗可以救命。你现在先别傲，等你快死了，一辈子没舔过，再来嫌弃我。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好命喽……”

    2000年后，村里常住人口已经不多，只在过年期间，外出的人会从各地赶回，短暂相聚。结婚、祝寿、乔迁等喜宴，也基本集中在这几天举办。天天乡宴，顿顿鱼肉，满桌饭菜，席散之后剩一大半。喝了酒的老人们开始忆苦思甜。他们回忆得最多的，就是曾外出乞食的经历，那个时候，一盘青椒肉丝，只出现在城里的饭店里；残羹剩炙，靠舔碗才能吃到。如今剩余的鸡鸭鱼肉，比那个时候城里饭店的餐桌要丰盛十倍。

    “我饭量不行了，眼看差不多就要入土了，看样子这辈子可以做个饱死鬼。” 江大凯油光满面地说，“等我变成一摊泥巴，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这辈子没有亏待过我这张嘴巴。”

    “可惜亏待了鸡巴。”有人这么接了一句。

    人群中，爆发出善意的哄笑。

    2012年夏天，我在重庆解放碑好吃街买了一碗酸辣粉，才吃几口，便被辣得说不出话。我不得已将碗放在垃圾桶上，转身欲离开。一个赤膊的壮年男子迅速端起碗，从兜里摸出一双筷子，夹起粉条便往嘴里送。

    乞余之人，从未绝迹。战国时期，齐人在坟地间乞食；新世纪时，“好吃二”在繁华街市上“舔碗”。他们不偷不抢，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节约了粮食，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都不该被责备。只要他们高兴就好。惟愿他们在人生终点时，回望自己的一生，能够自豪地说：我这辈子，从没有亏待过我这张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