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潘国贤教授（右二）正在研究中药植物标本。 资料图片 陈炳旗 口述 晓红 整理

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医生

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11岁那年，母亲患上了肺痈，这个现在用几味药就治好的小病，在那个年代，却夺走了母亲的性命，所以我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医生。十七八岁时，我就成了村里的一名赤脚医生，跟着当地的老医生，跋山涉水，摘识草药。在我眼里，家乡金华农村的广阔天地，遍地都是珍贵药材，是老天爷赐予人类的宝库。

记得有一天，一群人在围着看什么，我头凑进去一看，呵，好家伙，原来是一条半尺来长的蜈蚣和一只四脚蛇在打架，你缠我扒，我咬你翻，四脚蛇的伤势有点重，打着打着，它突然虚张声势一下，然后转身溜走了，看热闹的人群一哄而散。我不甘心，紧随其后。我觉得毒蜈蚣肯定在四脚蛇身上喷了毒液。四脚蛇因为受伤，爬得不快，只见它钻进一丛灌木下，将伤口对着树皮，轻轻地蹭来蹭去。

等到四脚蛇走开，我捡起一个石片，在灌木树干上刮划，用随身喝水的小瓷缸接下树汁。为了验证树汁是否能治毒伤，我先在鸡身上试，有效！我决定在自己身上试。抓来一条长蜈蚣，拦腰斩断，让发怒的蜈蚣死死咬住自己。不一会，蜈蚣的毒液就把我身上的淋巴激大了，我赶紧树汁又涂又挤，疗效真不错。这个“蜈蚣木”树汁做的乳膏，至今还是我治“毒伤”的神器。

大自然中，不仅四脚蛇是我的老师，各种蛇、虫、百脚都是我的老师。我这个村民眼中“神经有点毛病”的赤脚医生逐渐小有名气，后来我又在部队里学了外科。年轻的我，意气风发，被抽调到公社里，作为公社党委书记的培养对象。可没想到命运最后带我来到杭州。1978年恢复高考，我成为首届大学生，来到浙江中医学院，遨游在医学的海洋中，并从班长到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毕业后我留了校。

成为潘国贤教授的关门弟子

也是这段宝贵的读书经历，我结识了我的恩师——中医泰斗潘国贤教授。潘国贤曾受教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年轻时在重庆中央国医馆任教务主任，给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看病。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浙江中医学院任教，也在门诊部坐诊。老师授课非常风趣幽默。我赤脚医生的经历，让我对草药如数家珍，老师觉得我年纪轻轻对两三百种草药会认、会采、会用，不简单，非常赏识我。

当时全省只有43位名老中医，中医面临青黄不接的现状。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发文要求，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承这些名老中医的衣钵。于是，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举行的盛大拜师仪式上，我正式成为潘国贤教授的关门弟子。

1984年起，我担任门诊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升为主任、党委书记。白天，潘老有门诊时，我就跟随其左右，潘老不坐诊时，我就处理门诊的事务。有时，晚上我还去潘老家中帮忙整理资料。

潘老在1987年仙逝，最后阶段我一直陪在他病床边，他高尚的医风医德至今留在我心中。他一直教导我，行医“病人至上”。记得一次我在他家中帮他抄方，来了几位农村的病人，他耐心诊治，刚巧，一位省里的领导也前来就诊。“你好，请坐。”潘老不卑不亢地跟大领导打了招呼，继续为手里的病人问诊，直到送他们出门后才为大领导看病，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现在经常有媒体报道，说医生的字潦草，看不清楚，而潘老常说：“作为个中医，字要清楚秀丽，病人是为了来看你的‘字’而不是你的人。”潘老文字功底深厚，写得一手好字，对我们弟子的要求也非常高。

创新改革推动单位集体的进步

随着临床经验的丰富，有很多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来请我去国外合作开门诊，一起赚钱，我让翻译跟对方说我不去，中国有这么多病人需要我，我不会离开这里。你们外国人来拜我为师，我愿意传授本领。所以我带过的徒弟里，有很多老外，不过因为骨子里的民族气节，偏偏没有日本徒弟。

在门诊部工作的几十年，我搞了几次大的改革，我一直坚信，创新改革才能推动一个单位集体的进步，而且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保持领先。以前中医的方子是限制的，病人挂号付钱，窗口给出两张单子，医生在这两张单子上开方，平时医生、病人都不能随随便便接触到方子。从我负责门诊部工作后，就废除了这个制度，方子全面放开，允许医生带方子回家，支持医生在家中给病人看病。有人提意见说，医院少了挂号一大块收入。但事实是医院收入不但没少，反而增加了，病人依然要拿着方子来医院配药，医生方便，病人方便，医院也获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几户人家有电视机，更没有广告的概念。为了提高浙江中医学院门诊部的知名度，到了周末，我就组织门诊部的医生到西湖边六公园、少年宫、柳浪闻莺为病人义诊、开方，同时还送医送药到基层。这样一来，大大扩大了中医学院门诊部的知名度。西湖边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后来，不少外地人都到门诊部看病了。

时光如梭，我现在68岁了，从踏进门诊部那天起，每个周三都是我坐诊的日子。大半辈子过去了，我经历了无数坎坷，在最困难的时期，恩师潘老身上老一辈中医大师的精神品质和治病救人的信念支撑我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