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文集——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 杨先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尾尾 摘编

    杨先让，凡争名占位他先让，凡弘扬艺术当仁不让。曾赴美十余载，到处讲学，既不谈当代神话，也不捧“当代艺术”。只讲他熟悉的祖国、亲切的师友。

    ——李燕

    1，

    1976 年，“文革”终于结束了。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将要来临之际，大家都站出来情不自禁地要做些什么，以表达对总理的深切怀念。

    一天，范曾跑到我家，兴冲冲地说出了一个计划：他要写一首思念周总理的歌词，请作曲家吕远谱曲，由歌唱家郭兰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演唱会上演唱，同时由我赶制一幅纪念周总理的木刻版画，由《人民日报》在周年纪念刊上发表。时间不到半个月，但大家却一致赞成这个计划，各自去完成任务。在当时压抑的政治形势下，这种艺术创作是顶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与压力而行的。

    那时，周总理的形象资料实在不多，我费尽辛苦终于在旧《人民画报》上找到一张我认为最理想的形象，那是周总理与陈毅访问六国时的集体照片。虽然周总理的面部形象只有拇指盖大小，但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周总理的形象在大家心里都很熟悉。我每日放大镜不离手，从在纸上起稿，直到上梨木板绘稿，再动手刻制，整个创作过程我都处于激情之中，十分顺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说是非常冒险的。我先刻了周围的景色和总理的身体，最难的面部刻画放到了最后。但由于通宵工作，精力高度集中，刻到面部形象时，已进入了相当疲劳的状态，如有一刀失误就前功尽弃。当最后一刀结束时，我知道一切终于如愿以偿了。

    所谓“如愿”是指这幅作品恰当地运用了木刻专业技法，特别是版画所要求的黑白处理以及刀法的运用。技法运用的目的就是准确地表现总理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是最重要的。

    在这幅画中，我的刀法是根据画面的不同需求而不断变化的。云与山水不同，树与花草不同，衣服与搭在胳膊上的外衣明暗刀法处理不同，尤其是面部绝不是单纯地刻素描，而是要根据细微起伏的肌肉表情，顺着肌理精细地刻画。刀法不能死板单调，要有轻重粗细走向不同的变化，刀法的运用既要微妙，又要干净准确，不能有一点废刀。做到以刀代笔不易，一刀下去错了不能补救，尤其刻肖像，刻错了只能将板子全部刨了，再重新反画稿子重刻（我在教学中绝不教补木板，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补过板子）。我在刻总理的面部时，要不时地在镜子里反照，既要形象准确，又要刀法贯通，的确很不易。

    当时一共印了多少张并没有记录。送朋友、亲戚，还有人为领导人讨要，我乐此不疲。邓颖超大姐得到一张，见到画就哭着说：“作者一刀刀刻的，怎么谢他呢？”最后邓大姐让人转送我几份有关总理的简报和图书。叶剑英、邓小平、郭沫若、林业部长罗玉川等人，都得到了这幅作品的原作。我也没有料到，只是由于情之所至，这幅画突破了规矩。

    2，

    1977 年，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找到我说：“你给我爸爸刻幅木刻画吧。”我说：“我不了解他呀。”她说：“我告诉你，他死得太可怜，连病带酷刑而且是饿死的，一个将军死后连遗体都找不到了。”

    贺捷生后来给了我一些贺龙事迹的文字材料，并一次次流着泪向我讲述他父亲的事迹。

    慢慢地我进入到贺龙所生活的历史空间。我了解了他年轻时被逼上“梁山”的原因，他家庭的故事以及他姐姐活动在洪湖地区的英勇传说。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给人们的印象是生动活泼的，留着小胡子，叼着烟斗，哈哈笑着，用他的爱心护佑着新中国体育队伍的成长。那是中央首长群体中不可少的一员大将。

    我开始了构思，构草图，选择他一生中最适合表现的情节，也是日夜赶制，因为要赶贺龙的纪念日，时间又很紧张。

    我抓住贺龙一贯的雄姿，选择他在洪湖边建队伍的年代，强调天空密云翻滚，远处放射着的曙光照耀着湖面……

    终于赶在了贺龙纪念日前完成。那天当我在广播新闻中听到了报道我的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消息时，心里真的欣慰。我用刻刀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鲁迅在厦大平民学校对那些穷家孩子们说的话令人感动不已：“你们贫穷的只是金钱，聪明与智慧你们并不缺乏。”在《鲁迅在“厦大” 讲话》这幅画面中，我强化了木刻的黑白效果，让窗外的阳光照射在孩子们的身上，一群朴实天真的孩子认真静听着一位导师的殷切教诲。

    木刻版画一定要强调刀刻出来的效果，刀刻与笔画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木刻版画的风格是其他绘画技法所不能代替的。

    我刻过的自己喜欢的名人肖像，有冼星海、鲁迅、周恩来等，还刻了一位外国人——白求恩。长期以来，我对从加拿大来中国援助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大夫崇敬有加，在我的作品中缺少了白求恩那将是一个遗憾。

    我开始琢磨如何表现他的形象，是他为战士医治时的工作情景，还是别的什么情节。经过反复构图，最后决定用套一色的方式刻画他的正面肖像，背景是雄伟的太行山，他行走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牲口驮着他的医疗器材。

    此画完成后，心中感到一种释放，总算为自己所喜欢的人刻了一件作品。

    3，

    我住的北京北牌坊胡同的房子要拆迁，搬到临时工棚去住。只要是自己的窝儿，就有一番温馨。我刻了一幅《小宅》以示留恋，也是用麻胶版刻的，正好以粗线为主刻了出来。

    几十年来，骑自行车到位于帅府园的学校上班，总要穿过煤渣胡同，天长日久，胡同两旁的景色已变得平常而淡漠。秋天的一日，我向路口的青年教会望去，一抹夕阳照在院内金黄色的白果树上，在那中西合璧的建筑衬托下显得分外的耀眼夺目。我不由自主地下了车，靠在一边观赏起来，红色的大门，墙内一棵被霜打红了叶子的梨树。白墙、金黄色的白果树，简直就是一幅画。我赶快从提包中找了一个笔记本草草地勾了几笔，路过的同事问我做什么，我笑了笑。这个画面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天，终于设计分色，刻出了几套版，一幅表现北京秋天的木刻版画诞生了，来得如此容易。我从1944年夏来到北平，经历了几十年的春暖寒冬，对北京秋天的魅力深有体会。这幅画可以说是够得上典型的北京金秋。可惜由于当时工作太忙，只印了几张，采用水印、油印相结合的方法。

    接着我刻了另一幅油印套色木刻《院里院外》。我常去郊区门头沟斜河涧山村写生，春天的梨花，秋天的柿子给我的印象极深，我不止一次地画了刻了。那年全国美展，版画组也在征稿，我将此画包好，请系里的秘书送去，结果画落选了。我也懒得再送一幅去或者交涉一下，以我的身份来说是可以的，但我感到没必要。这又一次提醒我，木刻版画全国都在转向、创新，而我深感自己无力变化。还是那个意思，我该放下刻刀，洗手不干了。何况我已经从版画系出来另创一个“民间美术系”，忙得我一塌糊涂。当时的副院长艾中信说得好，“全美院就看杨先让在跑来跑去”，真是一点不假。

    评述

    忘了一件大事，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儿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我说：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黄永玉《天末怀先让》

    杨先让，凡争名占位他先让，凡弘扬艺术当仁不让。曾赴美十余载，到处讲学，既不谈当代神话，也不捧“当代艺术”。只讲他熟悉的祖国、亲切的师友。他介绍的是徐悲鸿、李苦禅……甚至还有早已被边缘化的悲鸿弟子王青芳，让彼邦人士耳目一新。啊！中国这么美，中国传统文明如此丰沛，中华文明的长河至今还如此澎湃。他现身说法的演示，图文并茂的光屏，无不在激情浪花与柔情涓涓中润入异域人民的情怀。

    ——李燕《我所认识的杨先让先生》

    先让老师第二辈子最最得意之事，想必是他于1980年率先创办了“民间美术系”，并附年画与连环画专业。我能因此得识连环画大匠贺友直老师，便是杨先让老师请了他来，就住在学生宿舍楼下的一间房，和大家就着过道的炉子，炒菜烧饭吃。我的妻子黄素宁有幸成为年画系研究生，翌年，该系同学去敦煌考察，先让老师亲自送行，火车启动了，只听他对着车窗口的同学叫道：“去吧！你们去敦煌‘怀孕’吧！”

    ——陈丹青《热情的记忆：读杨先让老师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