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是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叫作六谷湾的山湾里，围墙边立着几棵巨樟，巨伞一般的树枝似乎能接牢西边的一幢三层宿舍楼。一座天桥将宿舍楼与南面盖着黑瓦的平房连在一起。平房是食堂，西边加建了一间，算是澡堂。夏天傍晚的时候，一群人就聚集在天桥上，澡堂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吴老师高高瘦瘦的身影在台阶的尽头晃动着。他老是在那里晃，没吃酒时晃，吃酒以后还是晃，就是不会倒。那个穿着汗衫，四肢粗壮，身材石板一样强壮的是石老师，说着说着，左手捋起右手的短袖，握拳屈臂，向人展示高高隆起的肱二头肌。董老师个子不高，双手插在裤子袋里，迈着大步，不停地走来走去，而立之年也不晓得找个嫩泡泡的女朋友抱抱，露着一口铁耙一样稀疏的牙齿，无心无事地与人打打笑笑。我的老师也出现了，县太爷一样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尽管努力地挺着胸，无奈身材还是明显的底气不足。

    杜老师抱着他的宝贝女儿也来凑热闹。小宝贝又漂亮又伶俐，一对荔枝核一样的眼睛滴溜滴溜地看人。这样的眼睛，使她在免于沦为一棵好看的白菜的同时，出语惊人：“大伯伯，你背上怎么背着个电视机啊？”大家先是一愣，继而爆发出一阵笑声。笑声里，小家伙自己倒是骇住了，紧张地左顾右盼。

    你想，谁会在闲聊时在背上背个电视机呢，那不是傻了吗？我老师的背确实不够挺，比常人弯曲了一点——弯就弯一点了，许多直的背也好看不到哪里去，关键在人，人好了啥都顺眼了，不是？可也不至于是背了只电视机啊。幸亏是童言，加上老师气量大，笑呵呵地说：“这小东西，嘿嘿嘿……”

    这还没完。“小东西”转眼又看到了食堂的一名师傅。她父母懂得早教，这直接导致了女儿甜甜的一声“囡猪伯伯……”。你看这孩子，叫伯伯你就叫伯伯嘛，干吗要用“囡猪”作前缀呢？原来师傅不仅在食堂里为大家制造饭菜，也在西边树林的棚屋里“奉旨养猪”，好让肚里缺少油水的学生们在放寒假时能够饱餐一顿。不想他穿着围裙在猪圈里的频繁进出，就让小家伙记住了他与猪的密切关系，于是给他起了这么个封号。封号一出，大家自然又是昏倒。

    “叮铃铃”一声，包老师斜挎着工具包回来了。我们看他停好自行车，就往天桥头上的房间涌。那是他的家，小方桌上已经摆上了四五样小菜，中间必有一碗红烧肉或者炒肉片，是他娘子用来犒劳辛苦赚钱的丈夫的。包老师教物理，会捣弄电视机，课余或周末接到电话，会去村镇做上门生意，一方面用知识服务群众，一方面也可以贴补家用，于是就比我们这些穷教书的更有条件吃肉。我们脸皮老老，在桌前一坐，娘子就给我们上碗筷，倒土烧酒。于是大家举起碗，感谢包老师的手艺和娘子的厨艺，感谢校长的宽宏大量，让我们在校园内也可以饮酒吃肉。喝酒的几个人经常举着大碗嘲笑旁边端着饭碗站着扒饭的几位。杜老师、孙老师、何老师他们脾气好，在一旁低声下气地承认着自己的没用，恭维着我们几位酒徒的海量。

    若干年之后，喝酒的几个虽然不断地转移“阵地”，但仍然在醉醺醺地吹牛发牢骚，吃饭的几个却早已当上了校长，统领着千军万马，从六谷湾杀到了富阳城，人才更是培养了不知有多少。

    然而，我总是怀念那个山湾，那向晚的天桥，那灯下的小方桌与高粱酒。酒下去，声音就响起来，一个比一个响，一浪比一浪高。那个清朗地带着苏北口音的敲铜锣一样的普通话，是吴老师的；那个高低抑扬的窈口方言，是石老师的；那个不紧不慢不温不火，永远不会生气，由此可以确保金屋藏娇的，是李老师的；那个讲话很激动，敬酒很诚恳的，是俞老师；那个仰着脑袋，说话打着手势，喜欢与人抬杠的，是董老师；那个吃一瓶啤酒脸可以红到脚板底的，是小孙老师；那个眼睛很亮，讲话逻辑严密词锋锐利得理不饶人的，是孙会计；那个饭盛得撞鼻头高，双目狡黠专在一边起哄让饮者内讧的，是徐老师……各种高低不一、粗细有别、刚柔相济的嗓门，相互激荡着摩擦着生灭着，在那幢墙壁灰暗的宿舍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