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我去领了一个奖，是联合国妇女署颁发的“2015女性传媒大奖女性榜样奖”。这个“女性传媒大奖”设奖以来，我是以变性的身份获奖的第一个人。

我的书也出版了，书名《我本佳人》，是一本自传。这本书里，我讲述了自己怎样从人生的困境走出来，终于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我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这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也希望通过它，传递给社会更多的正能量。

我知道，你一直想来采访我，我也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很多时候，人们会固守着他们自己的偏见，我没办法让每个人都理解我，或者喜欢我。我用了很长的时候才调整过来，我想，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在那之前，我本名是“刘霆”，获得过“全国道德模范”称号。但是在那之后，我完成蜕变，改名“刘婷”。社会学家、首位性学女博士李银河，把我变性的事称为“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我真的谢谢她，还要谢谢社会上很多人，是你们给予了我精神力量。

1

现在我都快忘了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我的名字还是“刘霆”。其实名字于我而言，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父母遵循生理特征，给我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可是，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讨厌自己的身体。

我想做一个女人，但上天却给了我一个男人的身体。我没有任何男孩的气质。不喜欢玩玩具枪或小汽车，喜欢的是洋娃娃、高跟鞋、口红。我父母很失望。

我把自己“百日照”里面光着身子的部分撕掉，只剩了一个头出来。高中的一段时间，我甚至也想过自杀、自残。但我最后没有这么做，身体留在那，还要做更多事情。而且我还要照顾我的妈妈。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怪怪的。虽然父母给我穿上令我难以接受的男装，但装束还是没有掩盖住我的内心。很多人会问我的性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管我怎么回答，都会招来更多的目光，这些目光有友好的，更多的却是好奇和猜忌。

我父亲也不喜欢我。

我还记得一个情景。我妈妈是裁缝，帮人做衣服。有一天晚上，妈妈在电灯下踩缝纫机，我听见爸爸的脚步声。虽然我很怕爸爸，他也讨厌我的一些行为，但毕竟我们之间，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他回来，我很高兴，就缠着他，要他给我讲故事。我请求他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发出了女孩子娇媚的撒娇声，这种语气让本来就疲惫的爸爸很生气。他一句话没说，抓起衣服就出门去了。

我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一切都是硬生生的。我硬生生地活在世上。有太多要躲避的东西。那个过程非常痛苦，也非常孤独。我感觉自己像是走在荒原上，四面空旷无人，巨大的孤独裹挟着我。就好像做梦，在梦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我13岁那年，我爸爸因为厂子破产，下岗了，后来我妈妈操劳过度，慢性肾炎，恶化成了尿毒症。最困难的时候，只好卖掉房子去看病。这么一个家，我爸爸受不了了，离家外出，渐渐连家也不太回来了。

放学回家，我看见妈妈坐在缝纫机前，那时候我们已经不是住在当年的房子里了，而是一间车库，外面很冷。妈妈趴在缝纫机上踩着，她将布料对齐，送到不断扎下来的针口下。板上的衣服零零散散。我看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那时，妈妈的病已经很重了，医生叫她不要再做高强度的劳动了，也不适宜再做裁缝。妈妈还是放不下。我说，妈妈，你不要做裁缝了。她说，我生了病，你可真要受苦了。

妈妈生病，我是受苦了。但是这也没有办法，我发誓要陪伴着妈妈。2005年，我考上了浙江林学院。医生给妈妈做检查，当时尿毒症已经恶化，肾脏已完全萎缩，不能用了，不做换肾手术的话，最多只能活两年。

为了照顾我妈，我必须带着妈妈去上大学。我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打电话去学校，询问宿舍里有没有多余的房间能让两个人租的。接电话的老师，还以为我是要带妈妈当保姆。后来，我们顺利上了大学，我在学校旁边租了间民房，把妈妈接到身边，开始了每天上课、勤工俭学、背妈妈去医院打针的大学生活。

当时我上大学，亲戚筹了几千块钱，贫困户的政府补助有几百块，还有区干部结对有一百元补助，此外，还有高中毕业时，企业家与贫困学生手拉手结对，六千块分四个学期给……这样东拼西凑。后来又借了一万块钱给妈妈看病。

学校旁边的房子是个单间，一个月三百块钱。家具是现成的，不用买什么东西。我妈在那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有时会做十字绣。每天下了课，我去食堂勤工俭学。这样可以换来我和我妈的生活费。

我希望母亲能撑到我工作，攒够钱，然后把我自己的肾给她，为她做手术。

后来，我的故事被记者知道了，“背着母亲上大学”，这个故事很快传出去了。再后来就有了很多荣誉，“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浙江骄傲”2006年度人物、浙江十大“孝心好儿女”、上海“十大新闻真情人物”，还被作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优秀代表。说实话，社会对我非常好，我非常感恩。因为大家的关注，改变了我妈的命运，2006年，我妈来到上海，接受了免费的肾移植手术，身体开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