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通讯员 颜新文 记者 程潇龙

昨天，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追逃办)正式成立5周年。

“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5年来，向着这一目标，浙江一直在路上。在党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坚强领导下，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和省追逃办强化组织协调，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密切配合，全省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

截至目前，浙江已成功追回“百名红通人员”5名，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浙江35名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存量已减少至6名。

“天网行动”以来，全省共计追回外逃人员652名，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08名；浙江公安机关“猎狐专项行动”连续4年列全国综合绩效考核第一。

去年省追逃办开展新一轮大起底

共排查出外逃失联人员100余名

5月28日，一则消息被多家媒体转发：“百名红通人员”、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原项目负责人莫佩芬回国投案。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第9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5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莫佩芬的成功追回，是国际追逃工作进入‘深水区’，越往后越难形势下我省追逃工作取得的又一次关键突破。”省追逃办负责人表示。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浙江对外经济交流频繁，海外关系复杂，是国内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根据“天网行动”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部署，去年10月，省追逃办开展了新一轮全省外逃人员大起底工作，将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追逃追赃工作范畴，共排查出外逃失联人员100余名。

各地快速行动，一组数据彰显速度和力度。仅今年1至5月共计追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38人，追回人数创历史新高。

浙江已从17个国家

追回外逃职务犯罪人员共计33人

翻开浙江追逃追赃工作“成绩单”，几乎每个成功案例都离不开“天网”行动及其部署下的多层级、多部门的紧密协作。而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追逃追赃工作也获得了更多“红利”。

2017年8月，经省委同意，省纪委新设立追逃追赃室，此后又在11个设区市，均成立追逃办，健全省市两级追逃防逃工作机构。

纪检监察、组织、法院、检察、公安、外事侨务等部门力量不断整合，一个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运作机制建立起来。

2018年在对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潘明恩的追逃中，正是通过省内各部门通力协作，锁定其藏匿地点，最终成功抓捕。

在“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案中，浙江做到进展情况每周一报，重要信息和情况即时沟通上报，并组织召开协调会、推进会37次。

而去年11月30日成功将姚锦旗从保加利亚引渡回国，则是在中央追逃办的直接指挥下，中央与地方、境内与境外、追逃与办案合成作战的成功范例。

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仅在短短44天内就走完通常需数年的引渡法律程序这点，单靠地方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

引渡之外，多种追逃策略有效实施。2015年9月，潜逃美国14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杨进军被强制遣返回中国，成为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的“百名红通人员”。

通过法律震慑、政策感召和亲情感化等方式，浙江还在较短时间内将“百名红通人员”李世乔、莫佩芬，“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袁国方等人从境外劝返回国投案。

据不完全统计，浙江自2015年4月中央启动“天网”行动以来，已经从17个国家追回外逃职务犯罪人员共计33人，其中10人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对象。

去年以来共追回赃款2.1亿余元

今年是追赃工作年

多年来，浙江坚持追逃和追赃并重，“天网行动”以来，特别是今年作为追赃工作年，浙江始终将追赃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去年以来共追回赃款2.1亿余元。

“防住一个等于追回一个”。为确保不新增外逃人员，浙江还不断健全完善追逃防逃工作机制，扎紧扎密防逃“篱笆”，从2017年至今，一直保持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外逃“零增长”，做到了“有力减少存量、有效遏制增量”。

依赖于各地各部门形成的防逃“条件反射”机制，2017年7月2日，在青田县人防办原常务副主任郭永军试图外逃事件发生后，经丽水市追逃办向省追逃办、市委报告，省、市追逃办立即启动追逃防逃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迅速行动，当天晚上8时许，就在杭州某高速公路出口将其成功抓捕。

近年来，浙江还陆续出台一系列制度严格证照管理，加强出入境审批，严肃查处违规问题。

按照落实监察法的要求，将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体系，杭州、温州、嘉兴等地将村（社区）两委主职证件纳入统一管理，努力做到防逃工作全覆盖、无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