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记者 王璐怡 丁珊） “胡委员，您刚刚的发言太给力了。”1月28日中午12时，正是用餐时间，省政协委员、嘉兴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冯丹在餐厅遇到胡柯委员，径直在旁座坐下来。

就在先前结束的联组讨论会上，来自省总工会保障部的胡柯委员谈及“全面二孩”政策下女职工就业、再就业问题。这让冯丹委员心中惊喜：“这和我的提案不谋而合。”

是不想生，还是不敢生？冯丹委员回忆起自己去年的调研经历，“不少女同志和我反映，她们担心遭遇职业‘隐形天花板’。比如找工作时，很多用人单位开门见山就问‘你要生几个’。”

在现实中，女性生二孩遭遇职场“隐形天花板”的情况仍一定程度存在。

“职业女性”“二孩”，听到两位委员的对话关键词，坐在同一张餐桌的湖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金淦英委员和杭州健培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董事季红丽委员也忍不住加入讨论。

季红丽委员想为企业说点心里话：“作为女性我感同身受，但作为企业出资人，我还要考虑企业的‘账单’。比如我们公司，招录一名育龄女性，需为此设置备选人员，为女职工生孩子时‘顶岗’。”

“换位思考，能够理解。”胡柯委员点了点头，“如果单位有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在安排工作量时一般都会有所照顾。”

“生育已经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事。”放下筷子，金淦英委员说，需更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配备提升公共服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们每年都会为此发声。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工作’，相信会很快惠及更多人。”

“我这次的提案也从用人单位角度提了一些建议。”冯丹委员说，比如政府对录用女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用人单位给予税收减免，对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社保缴费适当予以财政补贴，对用人单位投入的哺乳设施成本进行税收抵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