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记者 黄伟芬）

一

公元978年的五月初一，汴京崇元殿里，一场关于纳土的仪式正在进行。

这一天，吴越国王钱弘俶上表，“以所部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七百，兵一十一万五千，暨民籍、仓库尽献之”。和两天前上表请求归还宋授予官职、爵封被驳回不同的是，这一次，宋太宗应允了。

这是吴越国第五任君主钱弘俶在位的第30年，宋王朝建立也已经过去了18年。

钱弘俶快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道理，他懂。

但真正要做出抉择，他还是觉得很难。

三天两次上表，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只是，臣子们还记得，从杭州出发见新君前，钱弘俶一一拜祭了诸先王陵庙。大概那时候他已经预料到恐怕不能再“守祭祀”了。

走出大殿，他有没有想起曾经给他写过“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的李煜？

没有刀光剑影，不曾生灵涂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权的和平更替。

史称“吴越归地”。

同年七月，载着钱氏宗室三千余人的船队浩浩荡荡启程了，他们分乘1044艘船，走水路前往汴京，宋太宗命沿线官兵行护送之责。

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钱镠为武胜军团练使、苏杭等州观察处置使，进封彭城郡开国侯，主政苏杭始，吴越国前后86年，随着宋诏钱弘俶到京师，钱弘俶举族归顺，正式宣告结束。

二

钱弘俶是参与过战争的，他知道战争带给他子民们的必然是灾难，对于一个连“纠遗丁以增赋”都不愿意的君主来说，又怎么会愿意发动无妄的战争？

钱镠开创的吴越国，放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看，短到尚不足一个世纪。但是和同时期昙花一现般罔替、不曾过多地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其它政权相比，吴越国是厚重的。

“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独吴越人民安居乐业，百年不知兵革”，吴越百姓过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

因为钱镠提出了“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执政思想，并一以贯之地实践着。

荀子有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钱镠从立国之始，就自甘视中原各代王朝为正统。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嘱咐子孙：“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钱元瓘对后唐后晋称臣纳贡；钱弘佐同样遵行；钱弘俶即位后，先后向后汉、后周及北宋施行臣礼。

弥留之际，钱镠更是留下了“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的临终政治遗嘱。

可以说，从家族传承上看，钱弘俶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绍续家风”，遵循着钱镠“如遇真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始倾其国以事贡献”而已。

三

钱弘俶的纳土，消弭战火，避免了百姓生灵涂炭，一方面固然是尊崇了祖训，具有以民为贵以民利为先的大智慧。另一方面，也是审时度势之下做出的正确选择。

繁华的大唐盛世落幕后，中原大地迎来了一个动乱的时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喊声此起彼伏。

钱镠就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从贩私盐开始，一步步成为独据一方的吴越王。

一直以来，吴越国在名义上向北方朝廷称臣并纳贡，但是北方并没有约束吴越国的实际能力，双方各取所需，处在微妙的平衡中——中原因为战乱经济凋敝，急需物资给养；吴越国经济实力雄厚，但缺少安全感。

很多年里，两者相安无事。

直到后周世宗柴荣即位，着手实施统一中国的步伐。吴越国较之以往贡奉加倍，仍被纳入了后周的战争轨道——956年，对南唐的战争开始了，吴越国不得不应召出兵助攻。

事实上，这时候的吴越国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后周朝廷在两浙的分支机构。

960年正月，赵匡胤代周立国，定国号宋，“越宋”关系在“越周”关系基础上延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强化，吴越国的“自主权”越来越小。

吴越国生存环境的真正恶化，是从配合北宋出兵南唐，北宋、吴越联军灭亡南唐开始的。

974年八月，宋太祖下诏攻南唐，再次要求吴越配合夹击，“授王（钱弘俶）东南面招讨制置使”。于是钱弘俶亲自率5万吴越国军队出征。一年后，南唐灭亡，后主李煜被俘。

976年正月，钱弘俶第一次去汴京见宋太祖，回杭之前宋太祖特意送了一份黄绫包袱，并嘱咐回程途中再打开。那里面，是宋朝大臣要求宋太祖扣留或杀掉钱弘俶的奏折。

等到了978年四月，吴越国的北、西、南三面都被北宋包围。唐朝安史之乱后割据分崩的纷乱状态即将进入尾声，钱弘俶的纳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为之。

四

不过，钱弘俶“纳土”，于刚刚建立的宋王朝、于两浙百姓、于钱家而言，确属多赢——既使吴越百姓免除了战争的灾难，也使新兴的宋王朝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宋太宗允纳土诏》中提到“愿亲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可见宋太宗内心之喜悦。

宋太宗赐钱弘俶誓书，大赦吴越罪犯，并对钱氏族人给予优待，赦免钱氏子孙中所有有罪刑拘者，钱氏男丁“无官者可以荫资，有官者重跻极品”，并且宣布：“今给此书，永为照据，与国同休。”

钱弘俶此举，保全并造就了后世钱氏的繁荣和生生不息。钱王一脉始终书香绵延，仅两宋时期，钱氏就出了320位进士，到了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

“纳土”，对两浙地区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吴越国主政时期，杭州从隋代时的15380户,到了盛时已达“十万人家”，这和远离战争是分不开的。

就在钱弘俶入朝的第二年，宋太宗北征太原，伤亡惨重，他因此更深切体会到了纳土的意义，对钱弘俶说道：“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宋朝开始，尽管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但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这和纳土让当时南方百姓免除兵戈之苦不能说没有关系。

“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面对钱氏三代五王，苏东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安居方能乐业，两宋时期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甚而远至后来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繁荣，莫不与钱氏当年相关。

千载之下，钱弘俶在崇元殿上表纳土的身影，依然清晰……

今天，为吴越国文化“发声”的是钱汉东先生。

钱汉东

武肃王三十世孙，浙江诸暨人。

现为上海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名誉社长、编审，《文汇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上海钱镠研究会名誉会长，杭州市临安区钱镠研究会顾问。

曾两度荣获中国冰心散文奖，荣登2013年中国文化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榜首，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著有散文集《人间瓷话》、《寻访中华名窑》、《日照香炉》、《名人印象》、《钱汉东考古文选》、《钱汉东散文随笔选》、《寻梦西施故里》等，曾为浙江西施故里、秭归屈子祠、东坡赤壁、谢眺楼等名胜创作并书写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