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2017年西湖名人讲堂最后一堂讲座在章太炎纪念馆开讲，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带来了一堂充满西域风情的历史文化课——《犍陀罗和古代中国》。

犍陀罗，又可译作乾陀罗、健驮逻等，它是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存在的南亚次大陆国家，从地理位置看，犍陀罗与古代中国无论哪个朝代的国家心脏都相距甚远，那么，犍陀罗文化是如何与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交集的呢？

古代文明的“融合点”和“换乘站”

西方神话通过这里来到中国

“中国的文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并不是保守、闭关锁国的。”孙英刚在讲座开始时，不谈复杂晦涩的学术理论，用一段简单明了的话为中华文明正名，并为讲座定了基调，“这种开放性是中华文明能够不断更新、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而古代各国文明的交流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世界各国的伟大文明能延续至今，无不因为文明本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犍陀罗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既与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相关，也是它的国家命运使然。公元前6世纪，犍陀罗归属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图中；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帝国被马其顿征服，犍陀罗也就成了马其顿王国的东方领土；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将犍陀罗纳入版图；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崛起，控制了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北部地区，迦腻色迦王一世定都在犍陀罗地区的布路沙布逻城（即现巴基斯坦白沙瓦市），犍陀罗因此进入全盛时期。国土曾被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王朝统治，犍陀罗因此呈现出多元文化和艺术的交融。

为更直观地反映犍陀罗地区的这种文化特征，孙英刚展示了一件当地的古代浮雕作品。“大家看看，上面雕刻的是什么？”孙英刚问。

浮雕上，三人推着一匹木马，正往一座城门里走，这个场景让人很快联想到了决定特洛伊战争胜负的木马计。特洛伊战争是《伊利亚特》中的传说，而《伊利亚特》的作者是古希腊盲人诗人荷马。古希腊的传说为何会被刻到犍陀罗的浮雕上？原来，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成长过程中深受《伊利亚特》和其中人物阿喀琉斯的影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伊利亚特》中的传说随着亚历山大的大军来到了东方。

通过犍陀罗，古代其他国家的文化还传播到了中国。在甘肃麦积山石窟中，有一个手拿大杵、头戴狮子皮帽子的执金刚神形象，追根溯源，这个形象的原型正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有虚构成分？

文献的历史语境是宝贵的财富

说到犍陀罗，就不能不提一个中国人——唐代的玄奘法师。公元7世纪，玄奘到达犍陀罗地区时，当地已经市井空荒，人烟稀少，成了迦毕试国的属地。

对于玄奘，大家可能更熟悉他的艺术形象，也就是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其实，真实的玄奘也写过一部关于自己西行的作品，叫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他亲身到达和通过传闻了解到的138个国家、地区和城邦。

孙英刚在《大唐西域记》中选取了一个听起来和《西游记》一样玄幻的故事：“迦腻色迦王率军讨伐龙王，在讨伐的过程中，他双肩燃起了大火焰。”人的双肩怎么可能燃起火焰？大家恐怕会认为，这样的描述源自玄奘的想象，可事实并非如此。孙英刚结合文物研究，发现文献中的“双肩出火”其实是玄奘听到的故事，当时的贵霜王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美化他们的君主，以显示君主的“神力”，体现“君权神授”，玄奘只是做了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该做的事情而已。

“这些记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财富，绝对不能用现代理性思维简单地进行否定和丢弃。古代人有着自己的知识逻辑，对于这种逻辑的记载，都是历史演变的一种痕迹。”孙英刚说，“我们在做研究时，也要跳出地域的限制，比如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局限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要把其他相关国家的历史文明也纳入考察范围，因为在历史语境里，世界各国文明本就是一体，从来不分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