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海归们有怎样的小目标，现实生活中又遇到哪些纠结

    对话海归：我到杭州这一年

    杭州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造梦之城，作为这波归国潮中的一员，记者面对面专访了徐贻芳。

    2002年，她进入西北大学上商学院，2004年毕业后进入Capital　One（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记者注）。在国外工作11年之后，她选择回国，现任芝麻信用行业分析总监。

    面前的徐贻芳，一头齐耳短发，穿着柔软的针织衫，语速有点快，但语气并不强硬，一点也没有美剧里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范儿。面对记者，徐贻芳并不是一个自带话题又充满故事性的采访对象。但听她娓娓道来，你或许多少能体会，为什么那么多已经在国外职场站稳了一席之地的精英们会回国，愿意在已不青春的年纪，冒一次青春的险。

    下决心

    愿意尝试新事物的态度，国内更大胆

    记者（以下简称“记”）：国外工作11年，在一切都在走向稳定的时候，你为什么选择回国？

    徐贻芳（以下简称“徐”）：你的问题就是我的答案，因为太稳定了。Capital　One在美国东岸，相当于银行业的西点军校，跳槽的机会很多。这几年我的朋友当中（跳槽）去其他银行的不少，回国的也多，还有自己创业的。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触动我。有一家大型银行（加拿大排名前三的银行）希望对目前比较传统的经营方式做一些改变，我们就在整个零售渠道和结构上做了一个很大的策略上的调整，这个项目当时是我负责操作。项目后，他们想雇佣一个VP级的管理人员，我就去面试了。就在基本谈妥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没有那么激进”，他们的整个战略和文化上都非常的保守。这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在美国，Capital　One是一家数据驱动走在前面的公司，要去看其他银行的运作，可能都达不到那个状态。

    记：那次“夭折”的跳槽经历促使你决心回国？

    徐：那时候我就开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哪里比较合适？看了一些美国西岸的职位，同时也看了一些国内的公司，在反复权衡当中。后来想，反正也要动了嘛，干脆动次大的。国内的话，从愿意尝试新事物的态度上来看，尤其是在金融行业，比美国（公司）的步伐迈得还更快。

    去年的数据，回流率已超过了留在海外的比例。

    来杭州

    全家有共识，会在这儿待上几年

    记：这么干脆，一下子从华盛顿跳到杭州了？

    徐：也没那么干脆。一开始我是一个人回来的，因为我女儿才5岁多嘛，在上幼儿园，我老公在美国还有工作，都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抱着想（回国）来试试看的心态。

    记：说服你老公放弃美国的工作跟你来中国有难度吗？

    徐：有啊，太纠结了！因为他工作的领域比较窄，而且又是偏创作型的，况且他还不会讲中文。如果放弃原工作，从经济上来说损失也比较大。也有争吵，很多时候。（笑）一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我，大概待10天左右，然后我们晚饭后在小花园散步的时候就会讨论，很激烈地讨论。

    记：你在国内的家人认同你回国的决定吗？

    徐：他们反而不太支持我回国。我父母就说，女孩子不应该这么辛苦，安安稳稳最好。

    记：你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徐：对我们三个人的小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经历吧，我们达成了共识，肯定会在这儿待上几年再说。

    新生活

    想把小红旗插遍杭州每一座山峰

    记：之前回国的朋友没有跟你传递这些信息吗？

    徐：说了需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我也问过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出国的，对国内生活环境应该很熟悉才对，结果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重新适应。

    我之前习惯的工作节奏是，每天5点多下班，回家照顾孩子，然后晚上8点多孩子睡了，再打开电脑工作两三个小时。大家觉得国外工作时间短，其实从时长来说也不短，但我会有一点时间可以留给家人。现在反而我需要花更多时间跟团队成员在一起，一起吃吃饭、喝喝咖啡，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特别是刚入职的时候。国内的工作交际很多时候是先谈感情再谈工作的，国外会更直接一些。

    记：你怎么来处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徐：如果我说用阿姨来平衡会不会不太好啊？

    记：这很现实。很多时候不得不这么处理，才能挤出一点空来。

    徐：对啊。幸好我老公还比较体谅。只要不工作，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跟家人在一起。杭州自然环境还不错啊，我们周末都会去爬爬山，带上一天的干粮，野餐。我们定了一个家庭计划，要去弄一张大杭州地图，然后去过哪座山峰就贴一面小红旗。北高峰、南高峰、万松书院……我们都已经去过了。

    小目标

    同行会羡慕我，因为我们或许正在引领一个行业的发展

    记：会有外国人向你咨询中国的工作情况吗？

    徐：他们会好奇我们在做什么样的项目，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们会有一些工作内容上的交流，但具体的工作机会上交流不多。他们也会羡慕我，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会有很多独创性的内容，有得天独厚的数据资源，我们甚至是在引领一个行业的发展。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对金融公司所从事的领域限定非常非常的多。比如我们2011年的时候就想改变传统银行刻板的服务模式，比如布置得像咖啡馆一样，能一边喝咖啡一边谈投资。结果还没开始就被叫停了，监管部门的理由是，作为金融公司你不能提供餐饮服务，咖啡是白给的都不行。

    记：从现阶段来讲，你觉得当初回国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了吗？

    徐：一半一半吧。因为当时回来就是觉得国内企业更愿意尝试新事物、接受新挑战，但工作方式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自己也在不断调整。至于目标，现在还在努力过程中。另外一个感触比较深的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很多时候还需要跟周围的同事、朋友“传道布业”，去宣讲数据驱动金融的理念。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记：如果有年轻人向你咨询是否回国工作，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徐：我会建议他们想清楚回国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把目的想得非常清楚，你的决定才不容易被动摇。我碰到过一些，在国外工作了很长时间的朋友，觉得回国薪水更高、工作比较容易，但如果抱着这样想法的话，我不建议回国，因为你的投入产出是不成正比的。没有一个地方是赚钱比较容易的，国内也不会有。